白莎莎拿起吴天然案头上的那本《学哲学用哲学》，翻了翻，发现吴天然还保留着上大学时读书的习惯，爱用笔在上面划上道道，写上批注。不由得就想起了她和吴天然的大学生活来，想起了吴天然和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里那一套《鲁迅全集》的故事来，一种微微的甜蜜和淡淡的哀愁渐渐袭上心头。
白莎莎说：“天然啊，其实你让我读这本书，我哪敢不读啊。告诉你吧，我用了三晚上，已经把这本书读完了。现在正在温习呢，有些文字读起来很有意思，值得细细揣摩。”
吴天然说：“好你个白莎莎，你在逗我玩呢？！”
白莎莎说：“说真的，部长们给我安排的任务，我也没有这么上心过。不过，一个人多学一点哲学，就是好。我已经有了一些初步的体会。”
接下来，白莎莎也谈起了她对这本书的一些感受。
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学过哲学，但是真懂不容易，包括有些哲学教师，因为他们不会用，即便对实践很熟悉，讲课时信手拈来，也是“半程学问”，举例子只能证明真理，不能发现真理，而哲学是发现真理的方法。学透的人必须有能力将普遍认识变成个人思想，驾驭身边规律，提高生活与工作品质。在这方面，李瑞环有过人之处，他退休后出版了上、下两卷本的《学哲学用哲学》，文风平实，力透纸背，试举几例。
李瑞环说“要办成事，就要找一批想办事、肯办事、敢办事、会办事的人。想办事是愿望，肯办事是热情，敢办事是勇气，会办事是本领”。这用人之道将“实践论”具体化了。“说”从来都比“做”容易，“说”是认识，“做”是实践。马克思认为，以往的哲学家只是认识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是该学说中最简单、也是最深刻的核心命题，真理都是简单的，不需要貌似装。有些人只会说，不会做，甚至只会说报纸与文件上的话，这就等于抓了革命，促生产是别人的事。满嘴马克思主义的人有时最不懂马克思主义，因为他们不想办事，不肯办事，不敢办事，不会办事。“实践”在他们那里只是范畴，不是行为。
李瑞环说：“中国的小勺多，你别看小，锅再大也经不起捞。”这大小多少之论，揭示了平均主义对财富的蚕食，在劳与酬无关的情况下，人们常有索取饥渴，疏于创造冲动，结果，少就是多，小就是大，它们之间互相转化，这是分配中的辩证法，把潜在危险分析得很透辟。不怕唯物论，就怕辩证法，后者是好手段，但是比前者难掌握，如果用不好，辨证法等于变戏法，正的从反面看，反的从正面瞧，容易成为左右逢源的滑头，在谈玄的相对主义者手里，辩证思维就是诡辩思维。
李瑞环说“大步向前，有人在后边嚷两句、骂两句，不要紧，不要管他。你越把他当个事，他越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一项新举措推出来没人反对，一定不管用，因为“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政策总要有所倾斜。多事之人不值得理会，你越理他，他的事儿就越多，甚至会把你的尊重当作他永远正确的根据。对无端的诘难，不表态就是一种明确的态度，主政者不接话茬，不负责的言论就进不了主流议程。鼓噪者的音调都很高，喊累了也就歇菜了，等于自残，他们累你不累，可以聚精会神地关注值得关注的事。对于有些矛盾，不解决也是一种解决，放一放也就蒸发了，时间冲刷了一切，不必画蛇添足地劳神，“冷处理”有“无为而治”的奇效，何以至此，答案在的《矛盾论》中：抓住主要矛盾，一切矛盾便会迎刃而解了。要做弹指一挥间的潇洒管理者，你把大事办好，老百姓的舆论就会淹没反对者的声音。
李瑞环说“横向，在空间方面要重视协调；纵向，在时间方面要重视渐进”。他把纵横领导艺术置入两个最抽象的哲学概念之中。“空间”上的协调追求和谐有序的运作，没有分工，事情就不能做专做精，没有协同，事情就不能做完做全，“精专”的事不用领导，“完全”的事离不开领导。“时间”上的渐进强调过程，“如果天天都有新精神，这是没有走上正轨的表现。（亦为李瑞环语）”量变是常态，质变是异态，大跃进式的发展很热闹，最后还要倒回来，甚至有可能进一步，退两步。想法重超前.做法重当前。
哲学是爱智之学，读着李瑞环的新书，感触良多。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他刚刚升任中央常委，主持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工作。有专家是那种冷眼看政治的批判理性学者，就曾发牢骚说：“解放四十年，木匠管宣传。”过了几年，此君态度大变，不停地赞叹道：“小木匠还真行呢！”口气很亲切，像是在谈论自己的家人，能让学术界这种苛刻的挑剔者刮目相看、彻底折服，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水平在起作用。李瑞环从一个小工人到一位大领导，走的是智者之路。思想者须心有灵犀，哲学只起“一点通”的作用。
听了白莎莎话，吴天然感到她是用心地读书了。他不由得赞叹起来：“行啊，莎莎，你快成半个哲学家了。”
白莎莎说：“咱们平常人学哲学用哲学，不是想当什么哲学家，也不可能成为李瑞环，但哲学的一些基本观点却很有用。学哲学用哲学真的可以受用一生。”
吴天然说：“莎莎，读这本书，咱们是不是可以总结出这么几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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