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深圳某装饰公司最终没有入围。得知该情况后，刘某与沈某又送给王效金人民币10万元，再次提出希望承建古井大酒店装修工程。当晚，王效金打电话给古井大酒店当时的基建负责人，要求想办法让刘某做古井大酒店装修工程。
经过一系列安排，刘某的公司最终承揽了古井大酒店部分装修工程，1997年4月，双方签订承包合同，工程造价2200多万元人民币。之后，为了及时结算工程款，刘某和沈某再次到王效金办公室送上10万元人民币。在王效金的指示下，深圳某装饰公司如愿以偿。
作为国企“掌en人”，王效金原本应该履行好“看家”职责，但是，其却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监守自盗者”。
王效金曾公开表示：由于体制本身的缺陷，导致古井集团的经营机制还没有得到根本转变，只有国有资产大部分退出，才能使企业再次焕发生机。他表示，希望通过引入战略投资者、转变经营理念、改善治理结构，推动古井实现新的辉煌。
不为外界所知的是，冠冕堂皇引进战略投资者的背后，王效金其实另有“小九九”。
有知情人士指出，古井集团发展到今天，王效金居功至伟。但是，古井集团国有企业的n质，注定王效金只能是高级“打工仔”，一旦退休，只能“抱憾离开”，难以带走企业“一草一木”。相较自己的巨大贡献，这种不改制带来的预期结局，实在难以让王效金心理平衡。
基于此，接近a甲之龄的王效金对改制的渴望极为迫切，并不遗余力予以推动。其背后蕴含的，是其对自身利益的“不懈追逐”以及对国有企业的“监守自盗”。古井集团下属的九方制有限公司改制，就是一个典型例证。
2003年5月，得知九方制有限公司准备进行改制的消息后，王效金多年的朋友、北京某广告公司总经理潘某专程上en，请王效金予以支持其参股九方制公司的经营。
谈判进入实质n阶段后，潘某希望最大限度压低九方制公司的净资产值，以便用最少的投入获得更多的股权。2003年下半年，潘某3次来到王效金的家中寻求支持并送上110万元人民币。同时许诺，如果九方制公司净资产评估能评到1000万元，他会给王效金一些股份。
利益驱动下，王效金经多次指示安排，最终将九方制公司的净资产由2200万元下调到1000万元。由此，北京市某广告有限责任公司仅增资1000万元就取得了九方公司50的股份。
据了解，此次改制中，王效金先后收受潘某所送人民币200万元、美元2万元，并不顾其他高管反对一次次满足后者所提出的各种要求，慷公家之慨为人谋取巨额利益。
最吸引外界眼球的，是古井集团整个改制工作。在王效金的积极推动下，深圳某集团成为第一个合作对象。在这一过程中，王效金更是不遗余力。
2003年下半年，深圳某集团董事陈某，根据公司董事会授权负责收购古井集团事宜。在签订了关于缔结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备忘录”的当晚，陈某就送给王效金10万元，请求对收购一事给予关照。其后不久，王效金将有关情况向亳州市领导汇报，表示倾向同深圳某集团进一步接触，并建议亳州市政f给陈某发考察邀请函。
同年11月，陈某接函后来古井集团考察，王效金应陈某的要求帮助安排与亳州市政f领导会谈。在此期间，陈某送给王效金10万元，并请王效金尽早促成亳州市政f领导到深圳某集团考察。
当月下旬，王效金随亳州市政f考察团到深圳某集团考察。为感谢王效金对收购工作的支持并希望其继续关照，陈某再次送给王效金10万元。2003年11月23日，亳州市政f与深圳某集团签订了产权改制框架协议。
旁人买古井，王效金缘何如此不遗余力推动？随后发生的一切，揭示了其中深层动因。
2004年2月25日下午，古井集团根据与深圳某集团的谈判初步成果，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听取审议并最终通过改制方案。
方案显示，将古井集团不良资产剥离，保留优良资产，经过评估作价，以净资产为基数，让出60股权给深圳某集团，余下40在内部分配，然后以员工拥有的这4成古井集团股权，再设立一家新的投资有限公司，作集团的一个股东，以此实现古井股权多元化。
该方案规定，在这家新的持股公司中，普通员工占股60，管理层占股40。但方案中出现了员工与管理层分配股权悬殊的问题——普通员工每人仅有3万股，而王效金一人则有1000万股。
这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据参与者回忆，当时很多职工为了宣泄对分配方案的不满，竟然跑到王效金所居住的别墅边烧纸钱，放鞭炮。从外地赶回“灭火”的王效金大怒，回家后气得灯都没开。
与此同时，和战略合作者的谈判也进行得不顺利。在转让价格上，深圳某集团和亳州市政f发生了分歧，最后谈判不了了之。此后，由于种种原因，古井和其他战略投资者的合作也没有结果。
由此，王效金曾经对于古井的种种“念头”，一直没有能够实现。
王效金在古井集团可谓一言九鼎。号令之下，无人不从。也因此，很多行贿者对王效金“银蛋”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