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天然想，看来曾国藩热，不是空穴来风，这个人身上的确有很多可圈可点的地方。(）
在曾国藩的成功道路上，还有一点，就是他的善变。
（五）交错使用儒法道三家学说，依时而变，左右逢源。
曾国藩的一个朋友名叫欧阳兆熊，曾说过曾国藩一生在学理持守上有三变。
第一变是由词赋之学变到程朱理学。说的是早期曾国藩从湖南乡村到北京以后的修身行为。原来只讲八股文，后来才知道程朱理学的修身养性，真正的学问在这里。
第二变是由程朱理学变为申韩之术。他后来奉命到湖南办湘军，认为混乱时期，必须要以重典来治理，严刑峻法，雷厉风行，用的是法家的申韩之术，毫不讲情面。他有一篇奏折，讲我现在做这个事情就是为了社会的安定，老百姓的安宁。我不怕得罪任何人，哪怕所有的人都骂我，我也不在乎。我在《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奏折》里讲，一个从政者应该有这样的气魄。当时他有一副很有名的对联，我现在可以送给我们从政的朋友们，就是“以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在一个非常时期需要这样做，手段是霹雳的，心肠是菩萨的，是为了百姓好，为了社会好。这就是申韩之术。
但是搞久了不行，弄得他四处碰壁，到处树敌。湖南、江西文武两界都不能容他。最后有人指点他，你不能一味这样蛮干，要以柔克刚，以退为进。所以他后来逐渐体会到黄老之术的妙处，把道家的学理用于他的工作之中去，最后获得了大成功。我的卷一开头，就以两个章节来说这个事情，说他当时的病主要是心病，所谓岐黄可以医身，黄老可以治心，要以黄老之学来医治他的心病。从此曾国藩有了一个新的境界。
（六）成功后不居功，谦退自抑，淡化光环，缩小靶的。
翻开中国史册，常见这样一些故事：与人相处，共患难易，共成功难，功高震主者更是自身难保。人们都知道“飞鸟尽，良弓藏，狡兔亡，走狗烹”的典故。这些典故都在提醒人们，成功之位不易居，尤其是在握有生杀大权的君王面前，立有盖世之功的臣子更难自安。这种事情发生，是由主客两个方面决定的，并不能完全归咎于某一方。上司的防范猜疑，同事的眼红嫉妒，属于客观的情形；自我膨胀、自以为了不起，则属主观的原因。曾氏对这种种人性和社会性，看得透彻，甚至到洞若观火的境界，非常清醒。他多次对家人说，自古以来，建立大功又得善终的人不多。
同治三年（1864），经过十几年的千辛万苦后，湘军终于打下南京，取得对太平天国作战的决定性胜利，朝廷给予曾氏封侯之赏的同时，也对他手下的十余万虎狼之师湘军存高度警惕。与曾氏同处于一个战场的其他将帅，一面对他颂扬恭维，好话说尽，一面在暗中竭力挑刺，恨不得将他一棍子打死。
曾氏对这个局面看得很清楚，但是他的九弟曾国荃和他手下的一批人却昏昏然，沉醉于大胜之中，放火烧南京城，大肆抢劫金银财宝，同时又埋怨朝廷对他们的赏赐太薄。以老九为首的吉字营的将领，与曾国藩对当时险恶局面的清醒认识是一个强烈的对比。曾国藩面对这个局面，主要做了下面五个方面的工作：（1）把功劳归之于先帝、太后和朝廷，归之于协同作战的友军。他在给中央的报告、给别人的信件中，反复讲到这个事情，说这是朝廷里太后的功劳，军机处的功劳，朋友们的功劳，我自己没有什么功劳。这个话看起来像是官样文章，其实仔细想一想，也是事实。假如朝廷不支持他，中途撤换他，他也不可能成功；假设友军完全不配合，总是跟他争吵，也不能收到这样的战功。（2）动员牢骚满腹的九弟辞职回家养病。（3）大量裁减湘军，90％的湘军裁掉。湘军当时是一把横在朝廷脖子上的剑。他现在把90％的军队解散，让他们回到家里去当农民，自动斩断羽翼，朝廷最大的顾虑消除了。最后达成一个交易。本来朝廷是要求湘军将攻打南京时得到的金银财宝交公。但是，这些钱都入了私人腰包。他跟朝廷达成一个协议：军队撤退，朝廷也不要钱了。（4）立即裁撤厘金局。厘金局就是收买路钱的卡哨，因为当时湘军没有军饷，朝廷没有钱。沿途设卡，靠收买路钱来保证军饷。老百姓很痛恨这些东西，最不得人心，所以他立即裁掉。（5）在百废待举的时候，他第一件事是修复江南贡院，开科取士，舆论是靠什么人造的？是靠读书人。南京城里被太平天国领导了十多年，正规的科举考试停顿了十多年。曾国藩先修贡院，停顿12年之久的江南甲子科乡试很快举行，1 0多个考生来参考，中国科举史上前所未有。很多父亲带着儿子，爷爷带着孙子来参加考试。这一来，大家都歌颂曾国藩圣明。就这样，曾氏及其代表的湘军集团，较为平安地度过了表面风光、内里危机四伏的政治险滩。
（七）制定正确的战略决策，是曾氏的最大本事。
曾国藩这个人很奇怪。他是带兵的人，但是他自己不能领兵打仗，所谓“将人则胜，自将则败”。就是说他自己带兵打仗一定失败，他指挥别人打仗就胜利。曾国藩早期很多失败都是因为他自己带兵去打，败得一塌糊涂，狼狈不堪。所以他后来凡打仗，就不去。他弟弟打南京，他去看弟弟，一会儿就要走，说我住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