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得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
其实早在六十年代初期，李华龙就觉得香港银行业就暗藏杀机。
1961年，廖创兴银行被挤提破产，创始人廖宝珊脑淤血病逝。
为避免进一步的银行风潮，港英政府制定和通过了《1964年银行条例》，首次真正对银行业进行监管，并设立相应的监管指标。其中最主要的包括针对股本的要求（每家银行必须有500万股本要求），流动资金比例至少为25，投资股票和房地产不能超过股本加储备积累的25，单一客户贷款比例不能超过总额的25等等。
港英政府的想法很好，但结果却是致命的。
因为香港银行业在经历了长期的粗放式发展后，积累的问题反而全部暴露出来。
例如廖创兴银行在1960年的存款总额为1.09亿港币，但在房地产上的投资和贷款就高达8200万，加上家族同时又有经营房地产，其内部的关联交易频繁，外人根本不知道其中的复杂程度。
在缺乏存贷比、资本充足率限制、单一客户贷款比例限制、流动性限制等等必要的行业监管条件下，香港的银行，特别是华资银行的经营毫无稳健性可言，危机一触即发。
李华龙作为恒生银行的大股东，虽然他不参与银行的日常经营，但他没少花心思，让恒生银行变得更加稳健一些，增强抵抗危机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