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周佛海口口声声表示要与汪精卫“生死相关、患难相随”，但汪精卫以多病之躯，加以建立伪政权后百不如意，易于冲动，一经左右挑拨就不能自制，因而与周佛海之间时有冲突。
荒唐透顶，“汪伪，伪满”要“建交”
就在汪精卫汉奸政府在南京粉墨登场之时，日本政府在“中日亲善”的幌子下，特派阿部首相为大使，率军、政、宪、特机关重要官员一行来华，名义上是参加汪伪政权的“还都南京”大典，实际上是迫不及待地与汪伪政权签定“中日条约”，督促汪伪当局尽快承认伪“满洲国”，并与其建立所谓的邦交关系，为“大东亚和平新秩序”打好基础。卖国求荣的汪精卫在日本人指挥下言听计从，很快派出伪外交部次长徐良一行六人为“特使”，赴“满洲国”觐见傀儡皇帝溥仪。
说是汪伪“特使”，不如说是“二日本”的特使。徐良一行所乘的飞机是日本派的，下榻宾馆是日本安排的，访问程序，双方出席人员都是日本人敲定的，警卫、翻译、记者、服务人员都是日本精心挑选的，就连徐良的发言稿也是日本人起草的。徐良到了新京(长春)首先不是觐见“满洲国”皇帝溥仪，而是见溥仪的“太上皇”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梅津。
汪伪政权时，任“外交部长”的是褚民谊，但为什么要派徐良去呢?这当然也是日本人的安排。徐良曾当过溥仪的英文老师，凭着这层关系便于沟通，易于贯彻“中日亲善”政策。尽管如此，日本人还是不放心，会见时，双方都由日本人陪同，双方做什么，说什么一切按日本人的眼色办。这些民族败类真是国格丧尽，人格丧尽。
(三）
这次访“满”，日本人对徐良的“表现”十分满意，汪精卫自然放了心。为了加深“两国友谊”，徐良很快擢升为“外交部长”，褚民谊则调到日本担任“大使”。在日本人的操纵下，双方经过一番“外交”活动，很快达成“互派大使”的协议。伪满洲国派荣寰为第一任驻汪伪政府“大使”，汪伪则派陈成济为第一任驻“满洲国政府大使”。“两国”“建交”后，伪满提出要在上海、天津设立总领事馆，汪伪不仅赞同，同时提出对等在奉天(沈阳)、哈尔滨设立总领事馆。
所谓的“满洲国”乃是我国东三省领土，这是日本军国主义用武力侵占而建立的“国中之国”，豢养着一批民族败类，“伪满”和“汪伪”都在中国领土之内，而在自己国内设立什么“大使馆”“领事馆”真是荒唐透顶。
时过不久，不知出于何种原因，汪精卫突然把褚民谊、徐良又作了一次对调。褚一回国，就立即以“外交部长”身份访“满”，两个汉奸政权在日本指使下眉来眼去，打得十分火热。很快，汪伪当局派周逸峰为驻奉天(沈阳)“总领事”，何希韶为驻哈尔滨“总领事”，伪满也在天津、上海同时开馆。
周逸峰曾在北洋政府干过外交工作，担任这个不伦不类的“总领事”后感到无所适从。这里既无侨民可保，又无侨商可护，更没有涉外案件可办。有一次，周逸峰求见汪精卫，请示工作要领。汪精卫说：“如果记者要问你，你可以谈中满关系，千万不要谈侨民问题，现在没有任何法律条文，你还可以说，过去是同胞，现在是同胞，将来也是同胞。”汪精卫做贼心虚，言不及义，周逸峰听了，仍不知所云。
声嘶力竭，“汪先生不行了!”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政府正式向日本宣布进入战争状态。汪精卫认为这是向主子表功的时刻到了，也想提出宣战来凑凑热闹，但向谁宣战呢?向美、英宣战，自己连一支像样的军队都没有，拿什么来参战；对蒋介石宣战，又不对，重庆政府也是中国政府，中国人打中国人，叫什么宣战?对了，对同盟国宣战，反正空对空，凑凑热闹。汪主意一定，马上命“外交部长”褚民谊到“日本驻华大使馆”磋商。但主子毕竟是主子，奴才究竟是奴才，日本“大使”大骂褚民谊“八嘎，笨猪”。吓得褚掉头就溜。日本方面阻止汪伪政权宣战也是有深层次原因的，其一，担心“南京政府”独立自大、难以控制；其二，毫无军事实力，徒遭世人耻笑，同时会让同盟国认为日本军力虚弱，不得不将汪精卫政府推上阵来与美、英对抗；其三，“南京政府”一旦宣战，一定会更加失去中国人的民心。
时过不久，日军在太平洋战事连连失利，日本80军力陷入中国战场的泥潭而不能自拔。为了摆脱困境，1942年12月21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针对中国重庆政府已被美、英树立为世界四大强国之一，日本方面应大力树立汪伪政府，使之在国际上提高知名度和加强其军事实力，以达到南京汪伪政府对抗重庆国民政府，把中日战争最大限度地转变为“新政权”与“旧中国”的战争。其总体谋略手段是日本放弃在华治外法权，交还租界，最后达到中国人打中国人的目的。
（四）
汪精卫受日本首相东条英机的邀请抵达东京。在日本首相官邸，东条英机向汪精卫表示：“大日本帝国将真正与新中国一起向完成战争迈进，并缔结协定。”汪精卫感激涕零地表示：“愿与日本共存亡，倾其国力，协助日本完成大东亚圣战。”两人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