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学生的话，有礼有节，激起了全场学生的共鸣。学生们振臂高呼：“反对内战”、“团结抗日”、“打到不抵抗主义”等口号。
蒋委员长知道众怒难犯，急于脱身，便顺水推舟地点头说了几声“好”，接着表示自己作为军人，应当克尽职守，愿意和学生们一起共赴国难。
学生们听了蒋的“许偌”，全场轰动，有些天真的学生高呼“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希望委员长说到做到！”，一时欢声雷动。
蒋委员长不动声色地接受学生们的欢呼，在走下讲台的时候，还演戏般地吩咐参军长贺耀祖：从明天起把南京近郊的两处营房腾出来，让学生们按照军校待遇先接受军训，并提前发枪，准备参加抗战。对贺耀祖说完，蒋又回过头来对学生们说：“大家既然愿意一同参加抗战，明天就去军营去报到！”说完，就匆忙走下台去。
（九）
全国各地来的学生经过四天三夜的斗争，见到蒋委员长，而且蒋有了承若，以为大功告成。不少人欢天喜地回到住处，准备第二天去军营报道，入伍去参加抗战。
学生来京请愿，应该看作是全国知识界和民主人士共同表达抗日呼声的一种方式，其中更有大批中共地下党员所做的工作。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后，不仅东北的形势一天天恶化，日本图谋中国的野心已经路人皆知，全国人民激愤的心情如燃烧的火焰一般，并不是当局所说的完全是共党的挑唆，煽动。而当局不积极地备战，采取不理睬、糊弄的办法，能拖多久？只为了表面上的风平浪静，像南宋一样偏安一隅，当强敌已打进家门的时刻，还幻想其他帝国主义的恩赐帮助，的确有点自欺欺人。
（十）
在回住处去的路上大家一分析，觉得蒋委员长的许偌靠不住。他们想到《中央日报》馆近期对学生请愿行为作了弯曲报道，就又一起到《中央日报》馆，不光指责他们，还要求他们必须把蒋委员长对上万学生所做的偌言如实刊登出来。
《中央日报》本身就是当局的传声筒，哪敢答应学生们的这些正当要求啊！
他们找了一个借口说，学生们干预舆论和出版自由。学生们一听，原来蒋委员长的许偌原来是糊弄人的，气愤异常，于是和报馆人员和守卫报馆的宪兵发生了冲突。
当局采取了武力压制，在混乱中，一位来自上海学校的四川籍学生掉进了南京的秦淮河里淹死了。
（十一）
再说蒋委员长被逼与学生见了面，被学生牵着鼻子发表了有违“攘外必先安内”国策讲话，觉得焦头烂额，束手无策，正对手下大发脾气。忽然接报出了人命案，当局觉得使用武力，压制学生，解散请愿的机会到了。
（十二）
十五日凌晨，当局按照蒋委员长的决定，指令正规部队、警察和宪兵等部门派出大批人员，以学生纠集起来打进中央报馆，干涉出版自由，捣毁了编辑、印刷各部门，抢走机要文件，影响首都治安为名，已派员查明肇事主犯，依法查办为借口，把所有住在南京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等处的所有学生，押解到下关，搭乘交通部门早已准备好的专用列车、专用轮船，离开南京。
军、警、宪三方人员如临大敌，他们直接闯入学生的寝室，把熟睡中的学生们集中起来，全部押送到下关。
上万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赤手空拳当然无法和军、警、宪抗衡，他们全部被押送出境了。当局感到松了一口气。但抗日救亡的烈焰有谁能压制得住？到南京去请愿的学生当时有的只有十四五岁，但当抗战全面爆发之时，他们都是二十岁左右了，他们还会相信南京国民政府的抗日意愿有多强嘛？于是知识青年大批投奔到延安、皖南新四军军部等处，虽然他们也知道那些地方条件远不如国统区，但他们相信那儿才有光明，这就不难理解了。
（十三）
在对待十九路军抗日的问题上，南京国民政府也是老一套，在会议后决定，主张忍让，并于1月23日由军政部长何应钦下令十九路军五日内从上海换防。
第十九路军毕竟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不但部队供给远远不足。战役开始前，南京政府还拖欠着十九路军8个月600余万的军饷。连古代所谓拥有天下的皇帝都知道不差饿兵。南京政府的这些做法实在让人心寒。
（十四）
在宋庆龄、何香凝的号召下，上海民众在几天时间里，赶制了几万套冬衣，冒着炮火送到前线。
上海的工人、市民以及复旦大学的学生组成义勇军和十九路军并肩作战，连少年们都组成了童子军支援抗战。
既非嫡系部队，就不会有什么重武器，南京政府又不提供装备。十九路军只好发动上海民众赶制土制手榴弹。本来十九路军的炮火力量比日军低了数个档次，这样一来导致日军的轰炸更加肆无忌惮。
南京政府屡次发电，要求十九路军不得抵抗，撤到二线阵地。蒋光鼐不同意，并且打定了决心要违抗命令。
而何应钦却下令，如果开战，“第十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