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先生带着老特工来到书房，两人刚进书房，后面老过也进了门，原来老过一直跟在后面，大先生他们没发现。泡好茶，先喝点茶，扯一些闲话。丫环最忙，泡了茶，再去磨墨，去铺平纸头，准备下毛笔。大先生等自己情绪上来，适合写字了，才取笔，在纸上写下“日华烟草行”几字。写完，大先生想扔笔，老特工忙说，大先生再写几幅，好让我们有个比较。大先生说，写，可以，但不能有我“燕巨大”的落款，这是为日本人写东西，不是什么好事儿。老特工很严肃地说，这是工作需要，再则说了，也不全是日本人的东西，有一半是我们的。我多写几幅可以，但不落款，这事儿说不清楚。大先生又写了两幅，写完，真的丢了笔，不写了。老特工看条幅，不是很好，可能是大先生不愿意写。老过在旁边挤着，他想把条幅拿在手里看，一边再说上几句损人的话，老过的头脑现在清醒得很。但到后来，老过什么意思也没表达，只是说，也让我弄几个字出来看看。老特工把挤上来的老过推过一边，冷冷地说，你写？你写？你字儿不识几个，还想写书法条幅？老过一边被老特工推着，一边争辩说，我不识字儿？彩主儿还不如我呢，但她老人家照样写书法条幅。老特工没来得及回敬老过，从书房门口走进来一个丫环，丫环手里也拿着一幅书法条幅。老特工看了，大声叫好。丫环说，这是彩主儿写的。老特工说，好，彩主儿写的字比大先生的要好。大先生看一眼，笑笑，说，看看是什么内容。老特工细看，是“华日烟草行”，“华”在前面，老特工说，前后写错了。丫环说，这是彩主儿有意这么写的，她说，为什么“华”要在“日”后面？她说，她就要这么写。老特工想，字是好字，比大先生写得好，管它呢，拿回去再说，日本会馆的人不反对，就用彩主儿的“华日烟草行”，反对，就用大先生的“日华烟草行”。老特工见大先生不愿意在条幅上落款，可彩主儿却落了款，便在心里暗骂，这个蠢女人，将来日本鬼子败了，看落款，她就是汉奸。
过几天，烟草行的匾被挂出来，上面是“华日烟草行”，是彩主儿的笔迹。但这事儿后来有了麻烦，日本会馆里懂中文的日本人看出了名堂，前来与老特工理论，说日本会馆出资多，应该把“日”放在前面，日本人要求重做一块匾。老特工取下匾，叫匠人重做。匠人出了价，但是太高。匠人一手提着匾，让老特工也来试着提提，他说，看见没有？这块木料有多重，这料是好料，所以重做一块匾，要出比较多的钱。老特工把匾的反面翻过来看，突发奇想，师傅，老特工说，师傅，你把“日华烟草行”几个字雕刻在这块匾的后面，这样可以省掉木料的钱，只需付刻字的工钱。匠人低头看匾，抬头看老特工，省了，是省了，他说，一块匾正反两面都刻字。老特工对正好走过来的一位情报人员说，日本人不注意，我们就挂“华日烟草行”，注意了，就挂“日华烟草行”，只要把匾翻过来就成。匠人说，是省了。老特工把大先生写的“日华烟草行”条幅取出来给匠人看。不是一个人写的，老特工说，师傅要看清楚，字体不一样，不能乱下刀子。匠人“嘿嘿”一笑，说，这幅字刻起来比以前的难，费用得高一些。为什么？老特工不解，问。匠人用手比划，把大先生几个字在空中写了一遍，说，这几个字明显没有以前刻的字好，那几个字看起来舒服，刻起来也顺手。哪几个字？那位情报人员问。老特工斜眼看着情报人员和彩主儿写的字，觉得匠人和情报人员都没进入主题，“华日”，是有限爱国，“日华”，是彻底卖国。情报人员隔着匾说，用心良苦呵。什么？匠人问他。你不能再收我们钱了，这块匾，一面是爱国，一面是卖国，你还怎么收我们钱？情报人员胡说一通。什么乱七八糟的，老特工骂道。爱国？匠人说，撑死了，是爱你们自己的烟草行，不过钱可以少收，这刻“日华烟草行”的钱，就与刻“华日烟草行”的钱一样多，好不好？联系上了，爱国和不爱国被连在了一起，老特工没想到，这爱国和不爱国，在经济上居然是相等的。匠人骂道，撑死了，是爱烟草行，顶多是这样，还骂，脑子坏了。情报人员也骂起来，狗屁，既不是爱国，也不是爱烟草行，只是为了工作。匠人听罢，笑起来，说，你们烟草行真行，把爱国、不爱国都说成了是自己的工作。真是为了工作，情报人员差一点把“收集日本人情报”这一句给说了出来，他说了“收集”两字，马上闭口不说。匠人把匾靠在墙上，拍拍手，说，什么“收集”，是“赶集”吧？是赶集，是赶集，情报人员忙说，我们赶集，是为了去买烟草。赶集，赶集，老特工也这样胡说，不过话说回来，你真不能收我们的银元，我们的一块匾让你来刻，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老特工对匠人说到这儿，觉得再与匠人就这事儿谈下去，那肯定是多费口舌，于是老特工对情报人员招招手，说，你就呆在这儿不走，看师傅刻字儿，刻完了，就去找会计，上次付多少，这回仍付多少，说完，走了。匠人没办法，打开包，取出工具，开始刻字。
几天，就几天功夫，匠人把字刻好，然后上金粉，涂漆，好，一块金光四溢的匾出来了。匠人把匾放在一只条案上，嘴里骂，汉奸匾。
老特工被情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