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我想到当铺去看看，但走到半路，就在平时到吉府来的外来车马停靠的那块场地边，一个小厮见到我，急急地说，大先生，有人在书房里等你。“我不在书房，怎么会有人进书房？”小厮说，霜芽儿在书房里陪着，她让我来找大先生。“是谁来了？”好像是医生那边的人，小厮一边在前面走，一边说。
我进书房，来人立即从椅子上站起来，握住我的手，说，医生出事了。此人说话口齿非常清晰，关于这一点，我印象极深。“先生，”我对他说，“你慢慢说。”“大先生，你不要叫我先生，我是在工厂里做工的。”“你慢慢把事情说清楚。”我让霜芽儿弄了茶来，替他端上，让他重新坐在椅子上，我手一伸，像片木板，手直接戳到他胸前，然后等着。
“大先生，医生那天在城里一个秘密地点和同志们聚会，讨论一些抗日的事情，”他咽了一口口水，接下来说话的声音比刚才更加清爽，而且语言也动听，我想这位在工厂做工的工人可以去电台当播音员了，现在他就在对我播送一篇关于革命医生被捕入狱的新闻报道，“会议从上午开到下午，一切情况正常，后来在下午五点多一点的时候，屋外街上的叫卖声忽然杂乱起来，医生他们知道可能是出了状况，就去窗口看，那是个在屋子之上阁楼间的小窗户，街上情况确实异常，医生他们决定立即转移，十来个匆匆走下楼梯，从屋子后门走出去，但没走几步，一个女同志想起来有一只包留在阁楼上，没取走，包里放着文件，这些文件是不能被敌人得到的，医生便和那位女同志回屋里阁楼上去取包，当取了文件包，走下楼梯时，屋子前面院子的门已被一伙人敲得震天响，医生要出屋后小门，那伙敲门的人已撞开门，冲进院子，医生为了掩护拿包的女同志，拔出身边手枪，躲在院里一棵大树后面，向冲进院子的人开枪，在进来的人中有日本人，也有汉奸，他们是想活捉医生，所以不向医生开枪，这就让医生争取到了一定的时间，医生躲在树后射击，那位女同志握着包，拿着机密文件，快速跑离现场，医生一直到打光了所有子弹才罢手，打死了一个日本兵、三个汉奸，之后被敌人抓住，现在医生被关押在大牢里。”“医生在牢里的情况怎样？”“这就是组织上要我来找大先生的原因，医生在牢里到底怎样，我们想托大先生通过关系，前去打听。”我不敢吱声，这事要是应承下来，是要去跟日本人打交道的，老过在这方面是行的，现在老过不主事了，吉府除了他，没人可以去和日本人交往。我说：“医生如此英勇，几个狱中小卒是可以对付的，你们组织上也不必过度担心。有关人员应该马上转移……对了，今天是你一个人来这儿的？”“在吉府门外还有几位同志，他们在那儿做着警卫工作。大先生，府里不是有位过下田先生吗？听说他可以接近日本人。”“他是汉奸。”“过先生是汉奸？不会吧，医生从未说起过这事，医生以前还同过先生一起做过几件事，这些事都是对抗日大业有帮忙的，过先生是汉奸，这事是由谁定下的？”“我们府里很多事都是由彩主儿亲自决定的，汉奸的罪名有多大？这么大的事情肯定是要让彩主儿来决定的。”“这么说，大先生也不是很清楚过先生的汉奸罪名应该是由谁来决定的，是不是？”“是，这么说，符合实际情况。”“大先生，我们要与过先生见一面。”“他被关了起来。”“为什么？”“他是汉奸。”“谁把他关起来的？”“彩主儿。”“彩主儿？关在何处？”“关在府里最破旧的院子里。”“这都不能算，是不是汉奸，要由组织上来定。”“老过不是你们组织上的人，他的事要由彩主儿来定。”“不，不，抗日大业是全中国人的事，吉府不能全管了。”“吉府没管外面的事，只管了老过做汉奸这件事儿。但老过还没被吉府处死。”“你们还要处死他，是吗？”“现在还没这么做，将来怎么做，还不知道，这要看彩主儿是怎么想的。”“你们吉府倒像一个独立国家，也有自己的领导人、自己的法庭法律。”“民国政府不管我们，我们又不让日本人进府里来管，所以我们只能自己管理自己了。”“彩主儿是领导人。”“她是府里的皇帝，我们都是她的臣民。”“汉奸罪名被定下了，过先生就彻底完蛋了，是不是？”“是这样。”“但我们仍想与过先生见上一面。”“你不能叫老过为‘先生’，他是汉奸，叫他‘先生’，让彩主儿听见了，你是要被赶出去的。”“请大先生安排安排，让我们见见老过。”“这样就好。”“你答应我们了？”“答应什么了？”“让我们见老过。”“我没答应。”“大先生刚才说：‘这样就好。’这不是答应了吗？”“不，我是说你不叫老过为‘先生’了，这就是好。”“没答应？”“没答应。”“我们见老过，是想向他了解一下狱中医生的情况。”“不可能，老过自己都在坐牢，怎么可能帮你们的忙？”他的口齿确实清楚，我与他反反复复讲了那么多关于老过的话，他的语音就像清泉流过高高的山岩，叮叮咚咚，清脆响亮，一点不杂乱。这事不能说定了。这是我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
他走了。在门口做警卫的那几个人同他一起走，但是走在街上，那几个人也是做他的警卫。
我等他一走，立即又想起要到当铺去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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