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走了，我无法再像往常一样平躺在**上，因为菊花疼，我侧躺在**上，大口喘着粗气。（但这番折磨，还是值得的，至少我知道自己没病，悬在半空中的心落了下来。
现在看来，两个可能：有人找了一个真有前列腺癌的人，用我的名字挂号，目的就是搞到病历单，误导我有癌，为两个医生给我开刀找足理由。当然不必真的开刀，他料到我会剧烈的反抗，一切只是一出戏。
检查报告从来不会张贴病人照片，所以，不用担心露馅，名字对得上号就足以震摄我了。
第二个可能，这份病历报告是假的。直接扫描一份前列腺癌报告单，然后在poshop等制图软件上将患者名字修改成崔冕，再打印出来。
我分析第二种可能大一些，因为第二种可能省时省力省心。
那两个医生是不是同谋，我还不知道。
他们做这一切的目的当然不是要割我前列腺，这样做对他们并没有什么好处。对我做这些的目的无非就一个——肯定跟我有什么深仇大恨，要报复我，害死我。当我以为是清明梦，肯定会有反抗的暴力行为，那么结局就是我名誉败坏，甚至进监狱，最后使我在这个行业，甚至这个城市都无法立足。
是不是多次意外暗杀失败后，然后才折腾出这么一个陷阱？那为什么从要我的命，降了级变成只是坑我进监狱？
如果照第二种推测，得到好处最大的就是心理学界的同行，那就很可能是同行在陷害我。
我立马打通悦儿电话：“你让负责我案子的同事去查查那两个医生，我刚做了检查，我没有得前列腺癌，那份病历有问题，我怀疑那两个医生跟害我的人是一伙的。”
尽管这个案子跟悦儿有关，是她在现场开的枪。但我知道因为我和悦儿的男女朋友关系，为避嫌，警方肯定不会让悦儿接手这个案子。
至于那天悦儿为什么会在现场，刚才在病房和我聊天时她说是接到一个医生电话，说我有癌，她便匆忙赶来了。赶来正好看我在砍人，警察的天职促使她不得不上前阻止我犯罪。
我想，打她电话的应该也正是给我开刀的那两个医生中的一个。
“哎呀，太好了，谢天谢地。”悦儿在那边激动的声音都颤抖。
“别感慨了，赶紧去查那两个医生。”
“崔冕，不行，最近医患关系很敏感很紧张，患者伤医的事件特别多。所以医院方面非常震怒，要求我们警方严惩你这个狂徒呢，媒体也在各种推波助澜的炒作说医生不容易。现在那两医生还在医院躺着，人家是受害者，你让我们怎么去盘问他？人家到时连我们警方一起告了，咋办？”
“可是……”
“别可是了，不管怎么说，众目睽睽之下是你在伤人，要查也查你，怎么能去查还躺在**上的受害者？”
“难道……”
“别难道了，你就安心躺着休息。”
“难道只有上法庭才能说清楚了吗？”我硬撑着把话说完。
“我下班再说啊，我在忙。”悦儿已经挂了电话。
我心说，我记得我只砍伤了一个医生啊，另一个医生怎么也在躺着？难道是受惊吓过度？有点矫情了吧。
这时，周律师又打电话来，我点接听，他道：“崔先生，帮你查了医院监控，你没在挂号处出现。”
“是的，我没有什么失忆症。我刚做检查了，我没有前列腺癌，是有人设局在陷害我。弄了一个假病历单，然后……”
我一五一十的将事情原委告诉周律师。
我感觉周律师明显对我说的话兴趣不大，律师的职责应该是在既有的事实基础上帮我辩护脱罪，而绝不是什么调查真相的福尔摩斯。
周律师道：“崔先生，不管你是因为什么理由而砍人，总之你是犯了故意伤害罪，这项罪名是怎么也逃脱不掉的。就算你查出来是医生串通别人要设计割你前列腺，可一码归一码，也绝不可能抵消你伤人的罪过，明白吗？”
我做着激烈的思想斗争。
周律师又道：“你不想坐牢，我也希望帮你如愿。我建议你就坚持说自己是在梦游，这是唯一可行的脱罪办法。别的信息不要多说，你要多说，警方真要去深究病历单的来源，反而更麻烦，到时怀疑你不是梦游，吃亏的还是你自己！”
我拿着电话呆若木鸡，我心想确实是这么一回事啊，梦游跟精神病一样，可以不受法律审判，这是一个极好的脱罪借口。我也不算亵渎法律的威严，因为我当时确实以为自己是在清明梦里。
梦游在科学上的解释是一种睡眠障碍，睡眠中自行下**行动，而人是无意识的。
常人以为，梦游者像瞎子一样紧闭双眼四处游荡，身体像僵尸一样僵硬双臂前伸，撞到墙也不回头。
其实这大多是电影为求戏剧效果对梦游症的夸大或扭曲。
真相是梦游者眼睛是半开或全睁着的，他们走路姿势与平时一样，只是主宰身体的是另一种意识，所以醒来后对梦游的事完全不知情。
梦游也像是精神分裂，a人格不知b人格做过的事，b人格不知a人格做过的事。梦游是醒着时不知自己会梦游，更不知梦游时做了什么；而梦游时也不会有醒着时的思维。
所以其实你很难分辩一个人是不是在梦游，如果你能分辩，也万万不要告诉他，会把梦游的人吓个半死。
研究表明，梦游是一种不自然、怪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