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不适应、最头疼的事情是倒垃圾。他们在倒垃圾方面有很多细微到让人抓狂的规定。一般人家里都设有三个垃圾箱，分门别类投放不同的垃圾：可燃烧生活垃圾（菜皮、纸屑、腐烂食物等）、可回收垃圾（旧衣服、报纸、书籍、餐具、伞等）、不可燃烧塑料类垃圾（瓶、罐、电池等）。他们把果汁喝完后，把塑料瓶上的铝制瓶盖拧下来，把瓶盖和瓶子分别投入不同的垃圾箱。罐头的话，则要踩扁后再放入垃圾箱。”
“日本人很讲究体面。客人和家人所用拖鞋不一样，为客人准备的拖鞋都是非常高级考究的，客人走后，马上刷洗干净，以备下次使用。为客人预备的茶杯也同样如此，都是世界或日本名牌，平时，放在橱柜一角根本不使用。”
“还有就是吃饭，他们喜欢分食制。在我们台湾，都是用带有自己口水的筷子和勺子伸进共同的大碗和盘子里夹取食物，你的口水和我的口水融合在一起，吞入不同的肚子里，大家不以为意，这是一种友好的体现，表示出互相之间高度的亲密和信赖关系。如果，对方有肝炎等传染病，不也是一起混吃混喝吗？喝到高兴时，你拿我的酒，我喝你杯子里的水，你的剩酒倒入我的碗里，也就是说，中国人是个大家庭，他们不分彼此，他们喜欢热闹，不设防，没距离，没有那么多忌讳和规矩。但是，日本人和我们不一样，他们是严谨的、冷冰冰的，防范的，人与人之间有一条无形的难以跨越的界限。”
“我觉得我适应不了日本社会，很难融入日本人的圈子。虽然，我的日语越来越好，几乎没有我听不懂的单词，包括日本人话中有话时，我都能听出其话外之音，而且，我可以写一手漂亮的日语文章，东京都介绍在日外国人生活情况的杂志上就连载过我的日语文章。”
“我来日本半年后，开始神经衰弱，睡不着觉，食欲减退得很厉害，做什么事都无精打采。我想念家乡，想念台湾。尤其可怕的是，新婚的甜蜜和狂热褪去后，我和科长的情感生活进入了倦怠期。”
“我承认，我们的婚姻是我的一厢情愿，是我用暴力绑架得来的，科长一开始就对我没有多大热情，他并不爱我。但是，在新婚蜜月期，一到晚上，他对我的身体充满了用言语不可尽述的渴盼和祈求，他像一个不知疲倦的探索者，在我身体上下不厌其烦地翻土耕耘，他让我享受了作为一个女人巨大的幸福，给予我充分的自信。如果，没有这一段热烈的忘我时光，我还有心理承受能力，去接受以后接踵而至的婚姻落差。随着对我身体的熟悉，他失去了原有的那份狂热，他变得应付了事，任务观点起来。”
“我呢，对科长的热情却不可抑制地越发高涨。”
“这时，我的婚姻遭遇到很大的麻烦，一个比我更疯狂、更热烈的粉丝出现了。”
“我到日本后日本后才知道，日本女人比台湾女人要疯狂一千倍、一万倍，她们一旦看上哪个男人，就会死追不放，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她们个个比我还要横，还要愣，还要不要命。而这个叫做恭子的女子是其中的翘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