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家医院是欧洲最大的医院，各科医疗水平都不错。考虑到您的语言沟通问题，我们帮您预约的这位乔医生是位华人专家，稍后我把地址发到您手机里。”
我感觉心里轻松了一点，出国旅行前还是黄小松帮我们报的这家旅行社，当时以为收费贵一点无非是在吃喝和自由度上会好一些，没想到紧急情况下很多事情他们也都能帮忙解决。让我在异国他乡多少感觉有点依靠感，不会因为苏雅的发病感觉到无助和茫然。
我回到苏雅床前静静守着她，一边在她头顶按摩着，希望能够帮她减轻一些痛苦。
一上午的时间过得极其的缓慢。终于到了中午，我虽然不忍心，也要把苏雅叫醒吃点东西。
苏雅还是不舒服，脸色煞白煞白的，看样子也不是很想起床。我像哄孩子一样把她抱在怀里拍着她的后背：“姐最乖了，咱们起床吃点东西，然后下午去看医生好不好？”
“安夏，姐不想动，姐好难受……”
“我知道，咱们去看看医生，看法国的医生会不会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我不想看了，弟。”
“为什么？”我几乎跳起来，“你答应过我的，姐，为什么又不愿意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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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的这个病，脑癌晚期，不管怎么看也无非就是等死而已，何必折腾一趟，像是无生命的实验品一样被人检查来检查去，再被人冷酷地宣判一次死刑，体会一次绝望，这又是何必呢？”
“姐，你怎么能这么想呢。”我真的很着急，此刻的苏雅让我觉得她失去了求生的斗志，让人感觉到空落落的害怕，“姐，咱们之前不是说好的吗，去巴黎最好的医院再看一看，万一国内的医院有误诊呢？再说，说不定这边的医院能有什么特效药呢？”
苏雅还想拒绝，但她看了我一眼，似乎被我脸上焦灼又害怕的表情打动了，她抱住了我的头，安慰地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好了，弟，你别这样，别难过。姐这就起床跟你去医院。”
我心里好难受，感觉苏雅其实已经放弃了求生的意志，仅仅是为了让我不难受才做出复诊的决定。但是复诊到底有几成把握能推翻之前在国内的诊断呢？我茫然了。
去医院的一路上，我们都没有说话。我知道苏雅正忍受着痛苦，同时还要对我的情绪照顾，不能流露出悲伤的情绪。而我，却陷在患得患失的恐惧里，不断地怀疑人生的价值，觉得自己赚再多的钱也没有用，最爱的人的生命危在旦夕，我却没有办法用我的双手去挽救她。
我们下车之后按照小张发给我的短信，顺利地乘电梯上楼，找到了脑科科室。站在科室门口，我有些紧张。生怕进去之后一个照面苏雅就被宣判了死刑。到时这好不容易燃起的最后一线希望也破灭了，我该怎么继续面对苏雅呢？
这个时候我感受到了苏雅的勇敢，她握紧我的手，礼貌地敲了敲门，问：“您好，乔医生在吗？”
“您好，请进！”
里面传来一个男声，听上去似乎很年轻，还有一些莫名其妙的熟悉。我正头脑混乱着，也来不及细想。苏雅在门外给了我一个鼓励的眼神，拉着我推门走进了屋内。
科室很大很干净，四周摆放着一些仪器。正中间的大办公桌后面坐着一个年轻的医生，大概只有三十五岁左右，头发比黄种人颜色要浅，但黄皮肤黑眼睛，明明白白的是名华人。
我和苏雅，包括这位乔医生都愣住了。不是因为我们见到了同胞或者老乡，而是我没想到，这位乔医生，竟然是我们在塞纳河畔有过一面之缘的熟人。
“弗兰克？怎么是你？”我和苏雅同时失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