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在李经述那里碰了一鼻子的灰，顿觉李经述徒有虚名，太不识货，愤而去找翁同龢。康有为觉得翁同龢是当朝的“清流派”掌门，帝师，长期出入皇宫，坏消息听得多，眼见大清国势江河日下，难免忧心如焚。按理说，自己口口声声强调变法图强，主张应该很容易打动翁同龢。
结果，事与愿违。康有为此前未能进入翁同龢的视野。翁同龢看了康有为的拜帖，只说了“狂甚”二字。在翁同龢看来，康有为现在只是一汲汲于功名失败，却想攀爬到更高的位置猎获荣华富贵的狂生，只是一个连进士都考不中的庸才，这位状元出身的帝师自然对康有为闭门不见。
康有为再一次碰了一鼻子灰，还不死心，联络一些举人，谋划再次联名给光绪皇帝上书。这已经不是康有为第一次给光绪皇帝上书。早在1888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没有考取。当年9月，他上书光绪帝，痛陈祖国的危亡，批判因循守旧，要求变法维新，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条纲领性的主张，当时光绪皇帝还年幼，此事自然就没有下文了。
而李经述，身为朝廷的北洋水师提督、直隶提督，有直接给光绪皇帝上奏折的权力，但他作为从一品的武官，一般也不便过问如此重大的政事，维新变法，主要还是通过李鸿章来上奏。
1892年，维新变法是当时社会的一种新思想潮流。不仅身为高官二代的李经述热衷，还有一帮汉族公卿名流的官二代，也都主张维新变法。在李经述的牵头和组织下，很多大清汉族名流公卿的高官二代，都成为了维新骨干。比如谭嗣同，他的父亲谭继洵曾任户部郎中、甘肃道台、湖北巡抚等职。还有湖北布政使陈宝箴的儿子陈三立、左宗棠的儿子的左孝同、南洋大臣沈葆祯的儿子沈瑜庆等，他们都加入了中国复兴会，李经述在圈子里的影响力也日益扩大。
李经述在练兵之余，和容闳、李提摩太、严复等人商议后，给光绪皇帝上了一道全面改革的折子，交李鸿章过目，并代为上呈光绪皇帝。李经述他们认为，中国目前的危机，主要是吏治败坏，腐败的大老虎不少，腐败的苍蝇也是满天飞。李经述提出了变革吏治的主张：第一、一国犹一身也，京师为元首，各省为肢体，中央应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削弱督抚的权力，强调将关税、考试、币制、邮政、军工、铁路、电报等全国之权，收归朝廷。第二、律法为一国之主，王子犯法庶民同罪，要设立巡视组，整饬吏治，裁汰冗员。第三、主张政令划一。严格限定官吏的权力范围，杜绝官吏欺压民众。第四、在民间设立“议事局”，如商务局、农务局等，由朝廷授予一定权力，民在不便时，上下通情，使乡绅或通律法之人，任民公举以入局，调和官民矛盾。
此外，在折子里，李经述还提出将“惠商”作为“立国”之本，鼓励民间自行设厂开矿，主张对于近代工矿各业、交通运输等，不问官民，只要有地有钱，即可随意开办。在教育上，李经述提出，育英才为第一义，建议在每一小乡镇，设初学塾；一州县及户口繁盛之大镇，设一文学塾；一府设书院，一省设高博学院，对于新式学校所开课程，除中国传统的经学知识外，还设各种新学，诸如文事、武备、天文、地理、算学、格致、化学、农学、商学、工学、万国史学、万国公法，以及各种要学，在今后科举考试中，考此等学问。
李鸿章看了这折子后，大为赞赏，在折子上加注：“大振乎主权，严限乎官权，渐长乎士权，略予乎民权，则内治日起有功矣”，然后找了两江总督刘坤一等重臣联署此折，上奏光绪皇帝。这些强国的建议，条条务实，属于稳健的改革，在朝堂之上，二十一岁的光绪皇帝看后，耳目一新，恨不得马上召见李经述。对于有何办法可以快速强国？对光绪皇帝而言，这个问题，困扰了他整整十年。
从十岁懂事时起，光绪皇帝就每天背诵“凡失寸土者不得入列祖灵位”的清国祖训，但事实上，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大片国土就被列强瓜分，仅沙俄一国，占中国的国土，就近15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现在六分之一个中国：如1858年5月《瑷珲条约》，割占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的6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1860年《北京条约》，割占中国乌苏里江以东的领土约40万平方公里；1864年，割占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4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英国占领缅甸，图谋西藏；法国虽然在越南战败，但图谋之心不死……中国版图大大的“海棠叶”被列强贪婪地啃得体无完肤，屈辱感始终伴着光绪皇帝长大。而且在国内，新疆、云南、湖北、两广等封疆大吏各自为政。在1892年，没有一个人像二十一岁的光绪皇帝那样，迫切想要知道强国之策。
这时的光绪皇帝，正在学习如何正式亲政，迫切需要政绩来让慈禧太后彻底不管政务，所以对维新变法很热衷，和一些主张维新的大臣走得很近，比如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太子少保、军机大臣廖寿恒，内阁中书杨锐等，这些人被朝廷内的“清流党”称为“新党”。听说李经述是李鸿章的儿子，光绪皇帝准备召见李经述，但他又怕慈禧太后会反对维新变法，那天上朝后，光绪皇帝将李鸿章单独留下来，说出了自己内心的顾虑。
“皇上放心，老臣去说服太后。”李鸿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