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霆正愁没机会见到燕王，此刻如此好的千载难逢的机会，他岂能放过，但秉笔太监虽地位较高，但不得皇帝应许，终生不得出入深宫，这次若非发生胡患，只怕他当真不得出入京城。这次胡患，朝廷虽派遣宋忠、萧琴镇守山海关，但各朝各代武将乱国的历史或多或少对当权者产生了影响，他们一面防着武将，一面又利用武将，尤其是那些边关武将，他们作为边疆大吏，手握重权，一旦生了疑心，朝廷一时也难以节制，真鉴于封疆大吏的作用，所以各朝各代都会雇佣监军，监军顾名思义便是监察便是监察封疆大吏的一举一动，说白了就是充当皇帝在军队里的耳目，封疆大吏若有丝毫的异心，作为监军，随时何以对封疆大吏采取行动，监军监军，岂只是监军之责，实是负有军队指挥的最终决定权。各朝各代监军的制度也有所不同，也有文人，也有太监。
秦朝时，秦始皇便开始往军队里，派遣“监御史”，负责监军之职，但秦朝自二世而亡，刘邦取代秦朝后，建立了汉朝，制度之上，完全继承秦制，监军的制度也一直存在，后西汉汉武帝开始委派“监军御史”，到各战区监察指挥官，但并没有授予御史太大的职权。比如汉武帝时有个叫胡建的，在北军中担任“军正丞”（负责军法的军官），他家境贫困，没有车马，经常和士兵一起步行，和士兵关系很好。北军有个监军御史，是个贪官，将北军的军营营墙开了门洞作市场，从军营外运了一批私货回来，利用高价卖给士兵。胡建并没有权力去审判监军御史，他就和亲近的士兵约好，在某天校阅军队时，他招集这些士兵登上指挥台，将监军御史当场抓起来砍头。北军的各位尉官都不知所措，胡建却不慌不忙取出早准备好：“臣闻军法：立武以威众，诛恶以禁邪。而监御史公然打破军营做买卖，败坏军营勇猛气氛，尤其失理不公。如果按照汉朝律法来看，这位监军御史并没有犯死罪，但是按照西汉的军法处置：“壁垒已定，穿窬不由路，是谓奸人，奸人者杀。’因此我自己做主，将御史处斩，冒死报告。”汉武帝反而觉得胡建敢做敢为，下命令说胡建按军法从事做得对。
以后各代都有派遣文臣监军的制度，但多是文人监军。太监监军始见于唐朝，唐高宗、武后时期，为了加强防御力量和改变临时征调的困难，这类屯戍军设置愈多，并逐渐制度化，形成有固定驻地和较大兵力的军、镇、守捉，各自置使。行军大总管也逐渐演变成统率诸军、镇、守捉的大军区军事长官，于是长驻专任的节度使应时出现，这些都是封疆大吏，手握重权，受命时赐双旌双节，得以军事专杀，行则建节，府树六纛（大旗），威仪极盛。集军、民、财三政于一身，又常以一人兼统两至三镇，多者达四镇，威权之重，超过魏晋时期的持节都督，时称节镇。于是外重内轻，朝廷十分的不放心，故而设置监军，初始以文人监军，到了唐玄宗时期，唐玄宗依靠宦官帮助发动政变才得以为皇帝，上台后开始任命宦官为将军。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后，派遣宦官边令诚为监军，监督封常清、高仙芝率领的平叛军队。当这支军队打了败仗后，边令诚报告说两个将军无故弃守，唐玄宗立即派人将他们处死。从此太监监军成为惯例。宦官既无军事常识，又因为身处深宫，对于社会缺乏正常的判断能力，只会给皇帝打小报告。更有很多腐败弄权，搅乱军政。舒翰军队为监军的太监李大宜，“与将士约为香火，使倡妇弹箜篌琵琶以相娱乐，樗蒱（土话就是赌博）、饮酒，不恤军务”；而南阳军队有3个持节都督，好几个监军“更相用事”，这样下去，“战而能必胜哉？”758年由9个节度使率领的唐朝官军集结于邺城，围攻安庆绪叛军，唐肃宗居然不任命总指挥，却是派了亲信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使”，作为总监军。结果60万大军被6万多叛军击溃。
自此，太监监军作为一种体制便流传了下来，到了明朝，尤其是朱元璋大力提高了太监的地位后，太监之中也不乏能人异士，朝廷便开始委派太监监军，但朱元璋怕太监过乱用职权，于是常常派遣文成监军，如此一来，在明朝太祖洪武时期，流行太监监军和文臣监军并列的局面，但二者又有些区分，太监可以直接向皇帝打小报告。文臣监军不能监察自己的朝臣上级，而太监监军正可以监视这些朝臣。不过当时大臣上谏指责说：“今九边镇守、监枪诸内臣，恃势专恣，侵克百端。有警则拥精卒自卫，克敌则纵部下攘功。”但这些都没能引起朱元璋的重视，太监监军作为一种体制保留了下来。
这次鞑子犯境，建文帝以宋忠镇守边疆，本就极为不放心，生怕引起战乱，许霆真是瞧了这个机会，方才说服了建文帝派遣监军，二人意见不谋而合，建文帝当场便让他做了山海关的监军。许霆真是求之不得，自是满口答应，当日便收拾了行李，自京城出了宫，一路北上来到了北平，见到北平元朝的古都，实在不亚于京城，这让他心中对朱棣多了一份相见恨晚的感觉，他身为当朝秉笔太监，此次出巡，带来的都是身边的亲信太监，正是如此，他才敢深夜潜入燕王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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