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7章 戊戌变法
一八九八年六月十一日，光绪帝颁布了《明定国是》诏书，表示开展戊戌变法的决心。
诏书上说：“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时务，多主变法自强……惟是风气尚未大开，论说莫衷一是，或托于老成忧国，以为旧章必应墨守，新法必当摈除，众喙哓哓，空言无补……朕惟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极其流弊，必至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积习，于时政毫无裨益……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不得敷衍因循，循私援引，致负朝廷谆谆告诫之至意。”
此诏书也昭示变法正式开始。
虽然光绪帝锐意推行变法，然而朝中以慈禧为首的守旧派势力相当强大。而在此之前，光绪帝实际上只是慈禧的傀儡，根本没有什么实权，事事都要先请示慈禧后才敢决定。直到甲午战争后，才得以趁机接触权力，即使是如此，光绪帝不过是掌握部分权力三年而已。
为了加强自己的权力，光绪帝任命谭嗣同、杨锐、刘光第等四人为军机章京，在军机处行走。光绪有什么旨意直接通过这四个人去执行，从而绕过了守旧派官员。让光绪得以还大刀阔斧地裁撤抵制变法的守旧官员，重用支持变法的人，推行维新变法。
此变法主要为四点：
一，开放言路。光绪皇帝亲自下诏，允许报纸“指陈利弊”，“中外时事，均许据实昌言，不必意存忌讳”。又下诏，凡院、部司员欲条陈意见，可以上书，通过本衙门的“堂官”（首长）代传。普通百姓可以到都察院呈递；
二，精减机构。撤销詹事府（主管皇后、太子家事）、通政司（主管内外章奏）等六个衙门，各省也要做相应精减；
三，大力提拔新人。如维新派杨锐、刘光第、谭嗣同等都被光绪任命为“军机衙门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
四，仿效康熙、乾隆时的旧制，在紫禁城内开“懋勤殿”，使之实际上成为皇帝与维新派讨论制度改革的机构，这也是光绪帝为了脱离常年居住在颐和园的慈禧掌控的计划其中一环。
然而光绪帝到底太嫩了，也太过急功近利了。
六月十五日，也就是戊戌变法的第四天，光绪帝已经大刀阔斧的开革了上千名官员。时任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协办大学士、兼户部尚书的帝师翁同龢对光绪帝的激进做法感到恐惧和不满。翁同龢认为大清需要变法，但变法如婴儿学步，当一点点的来，哪里有才几天已经开革了上千名官员，而且还没有提拔填补这些空缺的官员，如此急功近利岂有成功的地方？
于是翁同龢再三劝说光绪帝暂缓步伐，应该慢慢的实行变法。
光绪帝并不认可翁同龢的想法，他认为变法就需要大刀阔斧，否则何来变法一说？当初商鞅变法先以立木为信，后变法时太子触犯了禁条。当时正值有人反对新法，法令行不通。 商鞅不畏强权，说：“法令行不通在于宫室贵族的干扰。国君果真要实行法治，就要先从太子开始。太子不能受墨刑，就用劓刑（割鼻子）处罚他的师傅。”
太子的师傅是秦王的兄长，百姓看到秦王兄长这样的尊贵人物也不能够在触发法律后幸免。于是法令便畅行无阻，秦国越治越好。
不大刀阔斧，不用重刑，如何得以让变法贯彻？
除此之外光绪帝还有一个隐藏在心底的恐惧，他想在慈禧反应过来之前，利用变法清除了慈禧的力量，巩固自己的皇位。
翁同龢并不理解光绪帝的想法，再三劝谏。
光绪帝怒了，他决定拿翁同龢开刀，商鞅变法拿秦王的兄长、太子的老师开刀，于是举国上下风气为之一正。我今天就拿你帝师翁同龢开刀，也叫我大清风气为之一正。
光绪帝当即罢了翁同龢的官职，而且还不允许翁同龢留在北京，翁同龢无奈收拾行李，不久后就到侄子江西巡抚翁曾桂那里暂住。
光绪帝并不知道，他这一刀，可不仅仅站在翁同龢身上，更斩在自己的身上。翁同龢虽然反对变法，但他是光绪帝的师傅，帝党中的领袖人物，这个身份注定了翁同龢无论怎么想，他也没有可能投靠慈禧，并必定站在光绪帝的身边捍卫皇权。有识之士纷纷感慨，光绪帝自断一臂。
很快，报应来了，第二天日慈禧迫使光绪帝任命荣禄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而原直隶总督王文韶则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入直军机处，为军机总理衙门三大臣之一，受命办理新政。显然因为这个缘故，慈禧不再信任王文韶，故而让自己的心腹荣禄担任掌控京畿机要的直隶总督。
荣禄，瓜尔佳氏，满洲正白旗人。一八七四年，同治帝载淳病死，荣禄参与确定载湉继承帝位，为慈禧太后所倚重。
一八七九年，因忤慈禧太后，荣禄又被劾纳贿，降二级，去职十余年。到了一八九一年底，才起任西安将军。一八九四年，允准入京拜贺慈禧太后六十寿辰，适逢中日战事紧急，留京再授步军统领，会办军务。战后，授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督练北洋新建陆军。
未来威震天下的北洋军就是在荣禄的管辖下，袁世凯也只是荣禄的下属。
慈禧此举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光绪帝的变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