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嘉师很希望朝堂上的诸臣都相当忠直，但是这一个情况是不可能完全出现的。因为人始终都或多或少有着自己的私心。
就好比是当初若是他并非是“狐假虎威”，凭借始皇帝的旨意来收拢陈平等人的投效，恐怕眼下他也不见得能够这么快就解决掉原本的混乱局面。
再者，在当初被命令为“阿房都尉”的时候，若是张嘉师固执己见，恐怕陈平等人真的会借故离开，这么一来自然也没有他什么事情了。
所以有些时候，人有私心并不害怕，害怕的是人的私心会让一个人连该做的正事都不去做。
……
就以史可法所面对的局面而言，他作为弘光政权在江北一地的督师，仅凭江北到淮水一带的土地根本无法支撑江北四镇的相应消耗。
史可法也很明白这一个情况，所以在当时，史可法多次向南京的弘光政权请求更多而合理的援助。
但是作为弘光政权的实际控制者，马士英以及阮大铖等人根本就没有将史可法的请求放在心上。
史载朱由崧生性闇弱，耽溺于酒色声妓，政事悉委于马士英、阮大铖。马、阮二人日以卖官鬻爵、报撼私仇为事，导致南明政事萎靡，不断发生内讧。在外以史可法督师江北，设淮、扬、凤、庐四镇，以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高杰为总兵统领，南明出现军阀化的趋势。
马士英曾言：“若辈讲声气耶？虽然，孰予若？予吊张天如，走千里一月，为经纪其后事也，人谁问死天如也？”
他说你们不是讲同气连声吗，你们谁能和我比？我为张溥经营后事，一月奔波千里，那会又有谁和我一样，去这么吊问一个死张溥？尽管张溥是东林巨子、复社创始人，当时东林诸人大多却都急着和周延儒讨论官位，最后一个关系隔了一层的人为他操办后事。
马士英与张溥的关系：原因是阮大铖与张溥交情颇好，崇祯时动用了自己与冯铨的关系，和张溥一起为周延儒复起而奔走，周延儒复出后，阮大铖要求他举荐自己，但周延儒迫于和东林——复社一脉有君子协议，不敢起用“逆案”中人，于是和阮大铖协商，最后阮提出起用好友马士英，于是马士英才被起用。
马士英被起用时，尚在戍籍，也就是说他还是个带罪流放者，当时茫然不知这任命是怎么回事，至事后才知此乃阮大铖所为，故对阮感激涕零。而他与张溥的关系就此而起，也因此在张溥死后，为了替其经营后事而一月奔波千里，在此事上可略见一斑。
他对隔了一层的张溥尚且如此尽心，对一手造就了他今日富贵的阮大铖之举荐恩义，当然无论怎么都必定要报的，所以南明时才会努力使阮大铖复出。
有人言：“士英一庸才，不过大铖之傀儡耳！以为执政，犹沐猴而冠也”，这并非事实。
马士英遍历封疆，对实务颇有才干。虽然不是什么奇才，但在明末士大夫们普遍无能的情况下，还是有相当的手段。
河南永城人刘超，天启年间以征讨安邦彦有功，积官至四川遵义总兵官，坐罪免归，数营复官不得。李自成围开封，刘超请募士冠协击，乃用为保定总兵官，令率兵赴救。超惮不敢行，宿留家中，以私怨杀御史魏景琦等三家，遂据城反。巡抚王汉讨之，被杀。崇祯帝乃命马士英偕太监卢九德、河南总兵官陈永福进讨。
明年四月，围其城，连战，贼屡挫，筑长围困之。刘超在贵州时，与马士英相识，缘旧好乞降。士英佯许之，刘超出见，不肯去佩刀。士英笑曰：“若既归朝，安用此？”手解其刀。已，潜去其亲信，遂就缚。献俘于朝，磔死。时流寇充斥，士英捍御数有功。
明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进北京，朱由检自缢。
南京诸臣仓卒议立新君。马士英内结宦官韩赞周、勋臣刘孔昭，外约总兵黄得功、刘良佐、高杰、刘泽清等，拥立福王朱由崧于南京，成立了第一个南明政权，即弘光朝。大抵为各党之救国联合政府、统一战线。但以马士英、阮大铖等操实权。
马士英任东阁大学士兼都察院右都御史，仍督凤阳等处军务。
诸大臣虑福王立，或追怨“妖书”及“挺击”、“移宫”等案；潞王立，则无后患。阴主之者，废籍礼部侍郎钱谦益，力持其议者兵部侍郎吕大器，而右都御史张慎言、詹事姜曰广皆然之。前山东按察使佥事雷縯祚、礼部员外郎周镳往来游说。
史可法偷偷约见马士英，在浦口与之密谈。
而马士英也有心要立个大功，于是两人很快达成了一致意见，秘密商定出一个两不得罪的折中方案，即放弃福王和潞王，拥立桂王朱常瀛。史可法遂于到达浦口的第二天，写信回南京，提出了拥立桂王，同时由潞王仿照古兵马元帅之制暂时统率兵马的方案。
而盘踞在南京的东林势力，其实只要不是福王朱由崧继位，无论选谁都是不会有意见的，所以他们一接到史可法的方案，礼部就马上准备了各种仪仗，打算出发去广西接桂王到南京继位。
史可法当时心里都是很清楚的，他在与姜曰广私下商议拥立人选时，先曾对“拥潞”一事表态道：“此兵端也！”同时也表明他心里其实很清楚，哪怕就是拥立福王继位，亦无足为患。
可惜的是，这位握有拥立大权的残明第一重臣史可法大人，在关系到社稷安危如此重大的政治问题上，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