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点符号，是书面语言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书面语言不可缺少的辅助工具，它可以帮助人们确切地表达思想感情和理解书面语言。
在张嘉师原来所在的世界，一开始认为在中国古代文书中，一般不加标点符号，而是通过语感、语气助词、语法结构等断句（在文章里加入“句读符号”：表示句子的完结；读号貌似当前的顿号，表示语气的停顿），经常出现歧义、造成对文章字句的误解；例如清代诗人赵恬养《增订解人颐新集》中“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一句就有七种解释方法。
但是通过20世纪以来的考古文物中见到，事实上中国从先秦时代就已经有标点符号，只不过这些符号没有统一的标准罢了。
比如说有一些说法：“其实，远在甲骨文、青铜器铭文时代，中国就已有一种颇为奇特的标点符号萌芽了。”
清章学诚《丙辰札记》考证：“点句之法，汉以前已有之。”《增韵》云：“凡句绝则点于字之旁，读分则微点于字之间。”汉代许慎把标点符号收入《说文解字》，收了“、”号，解释：“有所绝止、而识之也。”还收了“”号，解释：“钩识也。”清段玉裁注：“钩识者，用钩表识其处也。
张嘉师不太清楚这么一回事，但是他也没有完全使用后世的那一套标点符号，而是主要选择了句号，逗号，双引号，单引号等约莫十几种比较常见的符号来为这一本《论语》进行分段。
而孔鮒看不明白的是这些标点符号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并不是完全不知道这些标点符号的重要性。毕竟在这个时候，一些孔府的藏书，事实上也有一部分内容使用的就是那种并不规范的标点符号。
在张嘉师的心中，现在使用这种系统性的标点符号，确实是让教育能够更好实行的一个重要辅助手段，这一点是无可否认的。
……
但是与标点符号相对，还有两种更加重要的基础必须要同时做到，才能够为他构思的教育制度有着真正可实行的关键所在。
第一个是汉语拼音。
张嘉师打算使用的汉语拼音，还是基于后世的那种汉语拼音基准。
毕竟张嘉师自身最熟悉的语言还是普通话，尽管在来到了这个世界之后，张嘉师自己也没有机会说出这种语言，而因为有着青玉灵书的辅助，张嘉师还是能够听得懂很多地方的口音，但是这不代表张嘉师就会将自己最熟悉的语言忘记掉。
汉语拼音是一种主要基于普通话的辅助汉字读音的工具，很多地方方言在张嘉师没有穿越之前，同样也有了自己的注音方式，但是么，总体来说，汉语拼音的重点，还是用来对普通话的教育。
现在的文字读音，主要还是基于两种方式，采用直音或反切的方法来给汉字注音。
直音，就是用同音字注明汉字的读音，如果同音字都是生僻字，就是注了音也读不出来。反切，就是用两个汉字来给另一个汉字注音，反切上字与所注字的声母相同，反切下字与所注字的韵母和声调相同。
但是这两种注音方式，都很不方便而且有着相当的误差。
只不过无法否认的事情是，正好是这两种注音方式，才最终奠定了汉语拼音的实施基础。毕竟要是没有这两种注音方式的出现，恐怕很多文字的读音会变得乱七八糟。
采用直音或反切的方法来给汉字注音的方式，到了明朝后期才有了最早的改变：
明朝末年西方传教士来中国传教，为了学习汉字，他们开始用拉丁字母来拼写汉语。1605年，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在北京出版了《西字奇迹》，其中有4篇汉字文章加了拉丁字母的注音。这是最早用拉丁字母给汉字注音的出版物，比“小经”用阿拉伯字母给汉字拼音稍晚，“小经”大概是最早用字母文字给汉字拼音的尝试。
随后在1626年，法国耶稣会传教士金尼阁在杭州出版了《西儒耳目资》，这是一本用拉丁字母给汉字注音的字汇。注音所用的方案是在利玛窦方案的基础上修改的。
利玛窦和金尼阁的方案是以“官话读书音”为标准设计的，适于拼写北京语音。这种新颖的拼音方法给中国学者以很大的启迪。但是，在两三百年间，利玛窦和金尼阁的方案只是在外国传教士中使用，没有在中国人当中广为传播。
而利玛窦以及金尼阁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的设计，会在很大一方面改变了中国注音的基础，并且让中国注音方式，以一种有规可循的道路前进。
明末音韵学家方以智说：“字之纷也，即缘通与借耳。若事属一字，字各一义，如远西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不重不共，不尤愈乎？”
清朝学者杨选杞说：“辛卯户糊口旧金吾期翁家，其犹子芸章，一日出《西儒耳目资》以示余，予阅未终卷，顿悟切字有一定之理，因可为一定之法”。
这两位明清学者的相应评论，则是说出了这种注音方式的正确性。
而中国人自己的汉语拼音运动是从清朝末年的切音字运动开始的。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挽救民族危亡和振兴中华的热情，激发着一些爱国知识分子提出了教育救国的主张，梁启超、沈学、卢戆章、王照都一致指出，汉字的繁难是教育不能普及的原因，因此，掀起了一场“切音字运动”。
“切音字运动”，是指清末20年间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