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嘉师之所以打算将后世的一些官员制度在眼下进行小范围的实行，以观后效，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考虑：
第一个，主要是眼下的世官制度依旧是占据着很大的一个分量。
尽管，张嘉师治下的大秦帝国，已经达到了破而后立的相应前提，但是毫无疑问，世官制度同样影响着大秦帝国不少的地区。
甚至是张嘉师麾下的文武官员，很多都是世官制度的得益者。
王离，桓峰，分别代表着大秦帝国的军事世家。蒙兴同样也是这个范畴之内。
可以说，在军事方面，世官制度虽然并不足以动摇大秦帝国的根基，但是其对军事方面的影响依旧是相对比较可观。
但是在郡守方面的文官体系，却是让张嘉师无法轻举妄动。
先不说太原王氏眼下已经控制了几个郡，蜀郡李家的影响同样是相当深远。而且在张嘉师麾下的从龙之臣而言，世官制度无疑是他们得到更多的荣华富贵的一种保障。
可以说，仅凭后一点而言，世官制度就不是张嘉师能够轻易出动的存在。因为张嘉师还不希望在这个时候就弄得人心惶惶。
第二个，则是小范围尝试推行察举制度，有助于一些人才的发掘。
张嘉师认为，无论在什么时候，人才都是非常重要的存在。而很多时候而言，人才埋没于野，算是一种浪费。
但是么，张嘉师知道，发掘人才在这方面而言，还是其次，主要是张嘉师眼下并没有真正发展察举制度的相应基础。
尤其是应该让察举制度成为一种体系的相应准备，比如说察举制度的相应科目，察举制度影响的人员范畴，都算得上是张嘉师眼下的一个短板。
有些事情，张嘉师自己确实是知道自己应该怎么样去做。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张嘉师可不能够真的就这样照搬后世的制度来作为实施的基础。
作为一个领导者这么长的时间，张嘉师早就知道了一点，那就是最好的制度是不可能永远都有优势，只有最合适当前局势的制度，才是一种好制度的道理。
所以，眼下推行察举制度的小范围的尝试，有助于察举制度后面的实施方式甚至是能够有效提升察举制度的相应改良补充效率。
而这一点，毫无疑问是张嘉师认为必须存在的准则。
而第三点，则是张嘉师不希望一个情况的出现，那就是察举制度所发掘出来的人才，遭受到世官制度的得益者的强力打压，而最终落得一个凄惨的下场。
这一个情况，主要就是以汉文帝时期察举制度出现的人才——贾谊，让张嘉师不得不警惕。
……
贾谊（前200—前168），汉族，洛阳（今河南洛阳东）人，西汉初年著名政论家、文学家，世称贾生。贾谊少有才名，十八岁时，以善文为郡人所称。文帝时任博士，迁太中大夫，受大臣周勃、灌婴排挤，谪为长沙王太傅，故后世亦称贾长沙、贾太傅。三年后被召回长安，为梁怀王太傅。梁怀王坠马而死，贾谊深自歉疚，抑郁而亡，时仅33岁。司马迁对屈原、贾谊都寄予同情，为二人写了一篇合传，后世因而往往把贾谊与屈原并称为“屈贾”。
贾谊著作主要有散文和辞赋两类，深受庄子与列子的影响。散文的主要文学成就是政论文，评论时政，风格朴实峻拔，议论酣畅，鲁迅称之为“西汉鸿文”，代表作有《过秦论》、《论积贮疏》、《陈政事疏》等。其辞赋皆为骚体，形式趋于散体化，是汉赋发展的先声，以《吊屈原赋》、《鵩鸟赋》最为著名。
贾谊作为一个在政治方针上也有不少见解的人，其对后世景帝甚至是武帝时期都有一定的相应影响。
在关乎于诸侯王方面的问题当中，贾谊指出危害西汉王朝政治安定的首要因素，是诸侯王的存在以及他们企图叛乱的阴谋。他回顾历史，列举事实说明分封诸侯王的害处。指出诸侯王的叛乱，并不取决于是疏是亲，而是取决于“形势”，取决于他们力量的强弱，从“形势”来解释诸侯王反叛与否。因此，贾谊得出的结论是：“疏者必危，亲者必乱”。
根据异姓诸侯王反叛的历史教训和同姓诸侯王必然反叛的危险，贾谊提出了两个方面的措施：其一曰定礼制，其二曰定地制。定礼制，就是针对诸侯王在礼制上的僭越，强调必须严格区分等级，使诸侯王严格按人臣之礼行事，从而维护天子的最高威严。定地制即“割地定制”，根据“大都强者先反”的历史教训，贾谊提出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方针：在原有的诸侯王的封地上分封更多的诸侯，从而分散削弱他们的力量。诸侯王的封地，一代一代分割下去，愈分愈少，直到“地尽而止”，力量也就愈来愈削弱下去了，这就叫做“割地定制”。
景帝刘启时，晁错提出“削藩”政策，是贾谊主张的继续；景帝三年（前154年）吴楚七国之乱，证明了贾谊对诸侯王分析的正确性。到了汉武帝刘彻的时候，颁行主父偃提出的“推恩令”，更是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方针的全面实行了。
梁怀王无子，按例他的封国就要撤销。贾谊认为，这样做对整个局势不利；建议为梁王立继承人，或者让代王刘参迁到梁国来；扩大梁国和淮阳国的封地，使前者的封地北到黄河，后者南到长江，从而连成一片。文帝听了贾谊的建议，迁淮阳王刘武为梁王，另迁城阳王刘喜为淮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