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外族藩将，以及大量编入外族人员组成军队，正好是《李卫公问对》所提及的重点之一。而在这个基础上，唐朝在府兵制度完全败坏之后，正式推行募兵制度，可以说有着相当深厚的关联。
而这一点，也说明了兵家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会因应环境的发展而进行相应的变化。
在《李卫公问对》当中，多次提及到一本书，那就是曹操的《孟德新书》：
太宗曰：“奇正素分之欤，临时制之欤？”
靖曰：“按曹公《新书》曰：‘己二而敌一，则一术为正，一术为奇；己五而敌一。则三术为正，二术为奇。’此言大略耳。唯孙武云：‘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奇正相生，如循还之无端，孰能穷之？’斯得之矣，安有素分之邪？若士卒未习吾法，偏裨未熟吾令，则必为之二术。教战时，各认旗鼓，迭相分合，故曰分合之变，此教战之术耳。教阅既成，众知吾法，然后如驱群羊，由将所指，孰分奇正之别哉？孙武所谓‘形人而我无形’。此乃奇正之极致。是以素分者教阅也，临时制变者不可胜穷也。”
太宗曰：“深乎，深乎！曹公必知之矣。但《新书》所以授诸将而已，非奇正本法。”
太宗曰：“曹公云‘奇兵旁击’，卿谓若何？”
靖曰：“臣按曹公注《孙子》曰：‘先出合战为正，后出为奇。’此说与旁击之说异也。臣愚谓大众所合为正，将所自出为奇，乌有先后、旁击之拘哉？”
太宗曰：“吾之正，使敌视以为奇；吾之奇，使敌视以为正；斯所谓‘形人者’欤？以奇为正，以正为奇，变化莫测，斯所谓‘无形者’欤？”
靖再拜曰：“陛下神圣，迥出古人，非臣所及。”
……
太宗曰：“春秋荀吴伐狄，毁车为行，亦正兵欤，奇兵欤？”
靖曰：“荀吴用车法耳，虽舍车而法在其中焉。一为左角，一为右角，一为前拒，分为三队，此一乘法也，千万乘皆然。臣按曹公《新书》云：攻车七十五人，前拒一队，左右角二队，守车一队，炊子十人，守装五人，厩养五人，樵汲五人，共二十五人。攻守二乘，凡百人。兴兵十万，用车千乘，轻重二千，此大率荀吴之旧法也。又观汉魏之间军制：五车为队，仆射一人；十车为师，率长一人；凡车千乘，将吏二人。多多仿此。臣以今法参用之：则跳荡，骑兵也；战锋队，步、骑相半也；驻队，兼车乘而出也。臣西讨突厥，越险数千里，此制未尝敢易。盖古法节制，信可重也。”
……
太宗曰：《曹公新书》云：“作陈对敌，必先立表，引兵就表而陈。一部受敌，余部不进救者斩。”此何术乎？
靖曰：临敌立表非也，此但教战时法尔。古人善用兵者，教正不教奇，驱众若驱羊群，与之进，与之退，不知所之也。曹公骄而好胜，当时诸将奉《新书》者，莫敢攻其短。且临敌立表，无乃晚乎？臣窃观陛下所制破陈乐舞，前出四表，后缀八幡，左右折旋，起步金鼓，各有其节，此即八陈图四头八尾之制也。人间但见乐舞之盛，岂有知军容如斯焉！
太宗曰：昔汉高帝定天下，歌云“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盖兵法可以意授，不可以言传。朕为破陈乐舞，唯卿已晓其表矣，后世其知我不苟作也。
太宗曰：曹公有战骑、蹈骑、游骑，今马军何等比乎？
靖曰：臣案《新书》云：战骑居前，蹈骑居中，游骑居后。如此则是各立名号，分类三等尔。大抵骑兵八马当车徒二十四人；二十四骑当车徒七十二人，此古制也。车徒常教以正，骑队常教以奇。据曹公前后及中分为三复，不言两厢，举一端言也。后人不晓三复之义，则战骑必前于蹈骑、游骑，如何使用？臣孰用此法；回军转陈，则游骑当前，战骑当后，蹈骑临变而分，皆曹公之术也。
太公曰：多少人为曹公所惑。
……
从以上的内容可以看到，在唐太宗李世民与李靖的心中，《孟德新书》在军事方面给予他们的影响很大。或者是当其时的兵家受到《孟德新书》的影响很大。
只可惜的是，《孟德新书》很有可能是在唐朝到宋朝的几百年时间内正式失传，而没有流传的内容。
后世的人编纂出关于《孟德新书》的内容：（这个不可较真）。
昔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盖兵无常势，水无常形，临地变化，不可先传。故曰料敌在心，察机在目也。然则兵非所乐，胜非所利，是故乐兵者必亡，利胜者必辱也。
夫天地之间，莫贵于人。故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不得三者而能全胜，吾所未闻也。治国以信，治军以诈，其容各殊。故曰军容不入国，国容不入军，礼不可以治兵也。
兵之利在于信，兵之德在于道。德者兵之厚积也。信者兵之明赏也。军无财，士不来；军无赏，士不往。
合军聚众，务在激气。临境近敌，务在厉气。战日有期，务在断气。今日将战，务在延气。气不激则拙，拙则不及，不及则失利；气不厉则慑，慑则无勇，无勇则必溃也。昔吾之战张绣，胜一败一，皆以气也。
以上的内容与《孟德新书》有关联的可能性非常小。
而后世有人认为三国同时期有一本兵书能够与《孟德新书》相提并论，而这一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