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中晚期和东汉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真正形成并开始发展。西汉时期，南方南粤国与印度半岛之间海路已经开通。汉武帝灭南越国后凭借海路拓宽了海贸规模，这时“海上丝绸之路”兴起。《汉书?地理志》记载，其航线为：从徐闻（今广东徐闻县境内）、合浦（今广西合浦县境内）出发，经南海进入马来半岛、暹罗湾、孟加拉湾，到达印度半岛南部的黄支国和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这是目前可见的有关海上丝绸之路最早的文字记载。
东汉时期还记载了与罗马帝国第一次的来往：东汉航船已使用风帆，中国商人由海路到达广州进行贸易，运送丝绸、瓷器经海路由马六甲经苏门答腊来到印度，并且采购香料、染料运回中国，印度商人再把丝绸、瓷器经过红海运往埃及的开罗港或经波斯湾进入两河流域到达安条克，再由希腊、罗马商人从埃及的亚历山大、加沙等港口经地中海海运运往希腊、罗马两大帝国的大小城邦。
这标志着横贯亚、非、欧三大洲的、真正意义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从中国广东番禺、徐闻、广西合浦等港口启航西行，与从地中海、波斯湾、印度洋沿海港口出发往东航行的海上航线，就在印度洋上相遇并实现了对接，广东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地。随着汉代种桑养蚕和纺织业的发展，丝织品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输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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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历史上的三大商帮之一的潮商，就是海上丝绸之路所带动的一个大型商帮的典型。
潮商是潮汕商人的简称，也称“潮州商人”，指广东省潮汕地区（潮州、揭阳、汕头、丰顺和汕尾部分等地）的商人，是广义上的粤商之一。
潮商是一支具有世界性的商业群落，潮商文化性格的海洋特质。
潮州商帮形成于唐朝后期，兴盛于宋元明清，一直到现在，他们是“东方犹太人”，四处漂泊，善于经商。潮商是继晋商、徽商之后，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具影响力和生命力的著名商帮。
《清稗类钞》农商类潮人经商篇载：“潮人善经商，窭空之子，只身出洋，皮枕毡衾以外无长物。受雇数年，稍稍谋独立之业，再越数年，几无不作海外巨商矣。尤不可及者，为商业之冒险进行之精神。其赢而入，一遇眼光所达之点，辄悉投其资于其中，万一失败，尤足自立；一旦胜利，倍蓰其赢，而商业之挥斥乃益。”《潮州府志》载：“潮民力耕多为上农夫，余逐海洋之利，往来乍浦苏松如履平地.…其舶艚船则远达各省，虽盗贼风波不惧也。”
粤东门户潮州府，海外交通在隋代已有一定基础。大业四年（608年），陈棱、张镇周经略琉球，就是以潮州为基础的。唐代潮州已发展成“岭南大郡”，是粤东最大城市。南宋末年，因逃避战乱，几十万闽南的莆田人移民到现在的潮汕地区。带来了闽南丰厚的经商文化。在唐朝，莆田已经成为福建重要的商业中心，莆田商帮始于唐，兴盛于明清，再兴于改革开放之后，莆田丰厚的经商文化和能力促进了潮州经商文化的形成。宋朝潮州对外交往更趋频繁，《宋史》已有关于潮州“岸海介闽，舶通瓯吴及诸蕃国”的记载。而当时潮州笔架山窑是著名的陶瓷窑，其生产的瓷器曾销往东南亚一些国家，是当时中国陶瓷出口基地之一。到了元时，据饶宗颐《潮州志?交通志》载：“元时三佛齐(今印尼巨港)已有闽粤人足迹。”
在明代海禁政策条件下，广东的对外贸易，主要分为官府直接控制的贡舶贸易和私商经营的市舶贸易两种方式。贡舶贸易是明朝官方直接控制海外贸易的一种制度。它与明前期实行的海禁政策分不开，因禁止私人出海经商贸易，迫使海外各个国家不得不依仗朝贡贸易的唯一渠道。市舶贸易即是私商在广东港口或出海同外商进行的贸易。私商贸易在明初和中期被视为非法贸易。明中叶以后，随着贡舶贸易的日益衰落，“广东民多挟大舸入海，与夷市”，“有力则私通蕃船”，并已成为普遍现象。连豪门之家蹑足于此者也不乏其人。张燮《饷税考》曰：“成、弘之际，豪门巨室间有乘巨舰贸易海外者。如人阴开其窦，而人不得收其利权……至嘉靖而弊极矣”。
从这方面的描述，印证了潮商在海禁时期逐渐衰落，而不得不在其他地方转移发展的历史记录：
后世认为，随着贸易与被迫移民的关系，始于宋元，至明清大量潮人拥入东南亚各国，亦积极投身于当地的经济建设与开发。越南的潮人大量地开垦荒地，种植水稻、蔬菜、菠萝、椰子、龙眼和葡萄等多种作物，并且将种植技术传授给当地居民，促进当地生产技术的提高。他们还积极地经营机器碾米、纺织、化工、造纸、大米出口，以及进出口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