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的灭亡，对于中华文化的传承可以说是受到相当深远的打击。
但是在某个意义上，灭亡南宋的元帝国，本身就起到了对相应文化传承的作用。
比如说在元帝国中后期的政治格局当中，蒙古人受到中华文化的影响可以说越来越大。
但是这种影响对于元帝国的根本是没有什么重大的改变。而后世对于这种汉化的情况，认为是元帝国进行的汉化是相对畸形的。
只不过正如某种观点所言的一样，与农耕民族越接近的民族，对于汉化的接受程度就越大。而蒙古人本身是游牧民族，其对汉化的接受程度自然远不如作为渔猎体系为主的民族，比如说女真，鲜卑等要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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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诸北族王朝，在入主中原后受到汉族农业文明的熏陶，走上汉化道路，是一个总的历史趋势。但如具体分析，它们各自受汉文化影响的深浅和疾缓，是大有差别的。就元朝而言，它的汉化道路与北魏、金、清等进入内地的北族王朝相比，显得尤为艰难、尤为迂回曲折，可用“迟滞”二字概括。所谓“迟滞”，不是指停止不动，而是指进展迟缓。
大蒙古国的草原本位政策，决定了蒙古大汗对汉地只采取间接统治，重搜刮而轻治理，造成“汉地不治”的局面。忽必烈即位后，改弦更张，推行汉法，将统治重心由漠北移到汉地，从而在汉化道路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然而忽必烈推行汉法的方针，从一开始就是不彻底的。
随着政权设置大体完备和仪文礼制初步告成，进一步推行汉法、弥合文化差异的工作趋于停滞。此后终元一代的汉化进程，虽在个别问题上还有发展，但总体来看并未越出忽必烈所画的圈子。大量阻碍社会进步的蒙古旧制，因为牵涉到贵族特权利益，都在“祖述”的幌子下得到长期保存。统治者热衷于对外扩张、对内敛财，使社会元气在尚未充分恢复的情况下不断受到新的打击。
凡此种种，都使得元朝成为一个没有“盛世”、享年不永的大一统王朝。文化上的畸形汉化
蒙古贵族起初信仰多神的萨满教，后来皈依喇嘛教，尊奉吐蕃僧侣为帝师，对其狂热崇拜，皇帝亲自从之受戒。
相比之下，儒学在蒙古统治者心目中的地位要逊色得多。由于社会文化背景的差异，他们对儒家学说的概念、体系感到难以理解。忽必烈早年曾对儒学产生一些兴趣，但体会粗浅，后来在理财问题上与儒臣发生分歧。直到元亡前夕，可以说儒家思想始终没有被明确树立为治国主导方针，失去了“独尊”的地位。语言文字的使用也反映出类似情况。忽必烈命八思巴仿藏文字母创制“蒙古新字”，颁行天下，凡官方文书必用其书写。为推广这种文字，朝廷在地方上广设蒙古字学进行教授。
大批汉人为获进身之阶，入蒙古字学读书。精熟蒙古语、取蒙古名字、具有蒙古化倾向已成为汉族社会中并不鲜见的事例。而汉语文对蒙古贵族的影响，却比对其他北族王朝的统治民族弱得多。宫廷中主要使用蒙语。
史料记载忽必烈与儒臣许衡的对话情况说：“先生每有奏对，则上自择善译者，然后见之。或译者言不逮意，上已领悟；或语意不伦，上亦觉其非而正之。”
可见忽必烈虽有一定程度的汉语水平，但仍不能完全脱离翻译。作为统治者，对汉语文如此生疏，其统治效果是可想而知的。
而蒙古文的基础可以说在当其时而言，是最为浅薄的文字体系。
蒙古文字是用来书写蒙古语的文字，主要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蒙古族通用的回鹘式蒙古文；以及蒙古国主要使用的西里尔蒙古文。
蒙古文字从蒙古人开始纪录自己的语言以来，就有很大的变化。在过去蒙古语还未有文字的年代，要记录蒙古语就要采用其他友好邻族的语言文字。传统蒙文是在回鹘文字母基础上形成的。
早期的蒙古文字母读音、拼写规则、行款都跟回鹘文相似，称作回鹘式蒙古文。
蒙古人发迹于斡难河之时，本来是没有文字的。
1204年，成吉思汗征讨乃蛮人之时，乃蛮人掌印官回鹘人塔塔统阿虽然遭逮捕，依然守着国家的印信。成吉思汗非常嘉许他忠于自己国家的行为，遂命令他掌管蒙古国的文书印信，并命令他教授太子、诸王畏兀字以书写蒙古语。蒙古人至此时便采畏兀字母以书写蒙古语，学界称为回鹘式蒙古文，蒙古族开始采用回鹘字母拼写自己的语言。
这种书写系统是现行蒙古文的前身。其字母读音、拼写规则、行款都跟回鹘文相似。回鹘式蒙古文字母表至今尚未发现直接的文献记载。
据后人对这种文字材料进行分析，归纳出19个字母。其中，5个表示元音，14个表示辅音。每个字母视其出现在词里的位置不同，写法略有变化，分词首、词中、词末3种变体。拼写时一般以词为单位，上下连书。
但是，有时一个词也可分作两段书写。拼写规则不严密，重文别体较常见。字序从上到下，行序从左到右。标点符号有单点(相当于逗号)、双点（相当于句号）和四点（用于段落末尾）3种。现存用回鹘式蒙古文写成的文献中，最早的是《也松格碑》。
元世祖忽必烈1269年颁行“蒙古新字”（不久改称“蒙古字”，今通称“八思巴文”）后，回鹘式蒙古文的使用一度受到限制。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