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嘉师对于眼下的秦律以及相应的处罚方式已经进行部分调整，但是更多地律令，张嘉师只有选择继续沿用。
一个不能与时俱进的律法固然是有害，甚至是可以说弊大于利，但是胡乱修改律法这种事情，无疑是危害更烈。
所以张嘉师自己选择让秦律的大部分律令沿用，更多是不希望帝国会陷入一部分的混乱。
固然，这种混乱是对于张嘉师而言，不算是太大的问题，只不过眼下也不是能够空出手来处理这些乱子的最佳时机。
而对于律法的变动，张嘉师倾向的是与时俱进，而非是打算制定更好的律法流传万世。
后面一种律法制定方式，或者说是治国方针，在历史上已经证明完全不可行。
而其中最为明显的代表，就是一本《皇明祖训》。
……
《皇明祖训》在朱元璋去世之前一段时间正式编撰完成。
但是从其序章当中就可以看出这玩意到底多么的“墨守成规”：
朕观自古国家，建立法制，皆在始受命之君。当时法已定，人已守，是以恩威加於海内，民用平康。盖其创业之初，备尝艰苦，阅人旣多，历事亦熟。比之生长深宫之主，未谙世故；及僻处山林之士，自矜己长者，甚相远矣。朕幼而孤贫，长值兵乱；年二十四，委身行伍，为人调用者三年。继而收揽英俊，习练兵之方，谋与群雄并驱。劳心焦思，虑患防微，近二十载，乃能翦除强敌，统一海宇。人之情伪，亦颇知之。故以所见所行，与群臣定为国法，革元朝姑息之政，治旧俗污染之徒。且群雄之强盛诡诈，至难服也，而朕已服之；民经世乱，欲度兵荒，务习奸猾，至难齐也，而朕已齐之。盖自平武昌以来，即议定著律令，损益更改，不计遍数。经今十年，始得成就。颁而行之，民渐知禁。至於开导後人，复为《祖训》一编，立为家法。大书揭於西庑，朝夕观览，以求至当，首尾六年，凡七誊藁，至今方定，岂非难哉？盖俗儒多是古非今，奸吏常舞文弄法，自非博采众长，即与果断，则被其眩惑，莫能有所成也。今令翰林编辑成书，礼部刊印以传永久。凡我子孙，钦承朕命，无作聪明，乱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非但不负朕垂法之意，而天地、祖宗亦将孚佑於无穷矣！呜呼，其敬戒之哉！
“凡我子孙，钦承朕命，无作聪明，乱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非但不负朕垂法之意，而天地、祖宗亦将孚佑於无穷矣！”
咳咳，朱元璋的这一段话，很明显让朱家皇帝们的变法心态遭受到非常惨重的打击。
因为从这一句话当中可以看到的是，朱元璋认为胡乱修改《皇明祖训》，甚至是一件不容于天地，甚至是不容于祖宗的事情。
张嘉师很想问问，有这么严重么？
但是从皇明祖训的内容中可以看到的是，朱元璋作为一个平民出身的皇帝，其思考的方面确实是有着很多有利于平民方面的法则。
朕自起兵至今四十馀年，亲理天下庶务，人情善恶真伪，无不涉历。其中奸顽刁诈之徒，情犯深重、灼然无疑者，特令法外加刑，意在使人知所警惧，不敢轻易犯法。然此特权时处置，顿挫奸顽，非守成之君所用常法。以後子孙做皇帝时，止守律与大诰，并不许用黥刺、腓、劓、阉割之刑。云何？盖嗣君宫内生长，人情善恶，未能周知；恐一时所施不当，误伤善良。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淩迟，全家处死。
朱元璋反对使用肉刑，这对于朱元璋而言，或者是说明朝的百姓，算是一种好事。
但是朱元璋对于关于官员的苛刻程度，也算是前无古人：
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并不曾设立丞相。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因之，虽有贤相，然其间所用者多有小人，专权乱政。今我朝罢丞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以後子孙做皇帝时，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淩迟，全家处死。
这一条律令的出现，与明初大案“胡惟庸案”有着很密切的关系。
洪武六年，淮西朋党集团的领袖李善长推荐其同乡兼姻亲胡惟庸担任右丞相。洪武十年九月，胡惟庸升任左丞相。他做了7年丞相，任期内在朝中遍植朋党，不遗余力地打击异己，使得淮西朋党集团的势力不断膨胀。譬如，浙江青田人刘基，曾辅佐朱元璋，立下过汗马功劳，但由于他与淮西朋党集团的矛盾，一直未受重用。洪武三年，朱元璋大封功臣，刘基仅封为诚意伯，岁禄只有240石。而李善长则功封韩国公，岁禄4000石。翌年，刘基告老还乡。然而，由于他曾对朱元璋说过胡惟庸不宜入相的话，故而深受后者的嫉恨，被解雇革去岁禄。洪武八年，刘基生病，胡惟庸派医生前去看望，但刘基服药后不久便一命归西。
当然，排斥异己还不是胡惟庸案的关键所在。事实上，胡案的症结在于——他为人过于独断专行，许多生杀黜陟等重大案件，他往往不向朱元璋请示，就擅自加以处理。这自然让权力欲极强的朱元璋，深感宰相专权、皇权旁落的危机。
洪武十三年正月，丞相胡惟庸称其旧宅井里涌出醴泉，此为祥瑞，并借此邀请朱元璋前来观赏。朱元璋欣然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