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诸侯国对外政策的确立这个角度来看，国内政治环境和自身实力决定了分析国际态势的视角，从而影响外交政策；从策士其自身的发展来看，他们对国际关系的基本分析决定了其对一国国内政治不同影响，从而影响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
此外，国际关系现实与国内政治共同作用还体现在一个“势”字上，包括“时势”和“形势”。
“时势”是指有特殊意义的历史时期对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影响，战国诚生死存亡之时，如何在诸强的裹挟中，求得一席之地并自强以成王霸之业，是各诸侯最为关心的问题，谁能处事不迷，并看得较为长远，谁获胜的几率就更大一些，因此对时局的分析，对实际的把握，是相当重要的，因此纵横家对“时势”相当重视。
而“形势”则是战国时期各国实力及其互相关系的总体态势，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也是策士们需要不断洞察且根据自身需要尽力维护或者改变的。
其次，这种外交思想的形成与当时百家争鸣的文化背景密不可分。春秋战国时期，不仅是我国历史的重大转变、社会剧烈变迁的时期，也是我国历史上思想异常活跃、文化高度繁荣的时期。
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思想家，成为此后的各家各派学说的始祖。成仁取义的儒家思想、无为而治的道家思想、治律遵法的法家思想、兼爱非攻的墨家思想等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还出现了专门从事纵横捭阖游说四方的纵横家。这些思想中的精华都不同程度的被战国策士们所接受和吸纳，成为他们的理论依据和感情基调。
可以说，百家争鸣是文化上的纵横捭阖，纵横捭阖是政治上的百家争鸣。
再次，这种外交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实现了历史形势与个人谋略的统一。
战国时期社会动荡不安，战事频繁，广大人民渴望获得安定与和平。新兴的地主阶级队伍不断壮大，也希望能够通过统一来获得继续发展的机遇。
这就为广大游士的诞生创造了天然的土壤。
而游士、策士们作为新兴阶级中的一员，其命运也就自然而然地与大一统的历史形势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诸侯国国君们为了实现其称霸的梦想，不断招贤纳士，汇集天下能人，在国内进行改革，对外合纵连横，扩大影响；而策士们则一方面为了实现自身的功名富贵和政治前途，不断为各诸侯国国君分析形势、出谋划策、四处游说，贡献着自身的智慧。
因此，又在客观上推动了历史的发展。
可以说，所有策士的外交思想融合了个人智慧和时代发展这两个方面的因素，实现了历史形势与个人谋略的统一。
《战国策》中策士们受到各家思想的影响和自身所服务的国家的内政的制约，加之其自身的生活背景和政治经历，他们的外交思想有着十分丰富的内容。
尤其是《战国策》的国别体叙述性的特征，策士们的外交思想和个人智慧通过一个个的历史故事流传至今，更加使得其思想表现得淋漓尽致。
《战国策》中的外交思想内涵主要包括：勤修内政、富国强兵的自强精神。发展自己，提升实力，扩大影响，是国际关系中的永恒法则，这一点在战国时代便彰显无遗。
《秦策?卫鞅亡魏入秦》记述了秦孝公任用商鞅为相，使秦国的实力在短期内得到迅速提升，成为诸侯中最强大的国家；《赵策?武灵王平昼闲居》讲述赵武灵王把改革提升到战略高度，“观时而制法，因事而制礼”，达到“事成功立，然后德且见也”的效果；《燕策?燕昭王收破燕后即位》通过“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亡者与役处”的道理讲述了人才战略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意义。
由此可见，战国时期的策士们非常清楚国家力量在对对外关系中的基础地位，他们的思想也无一不是从发展实力出发，通过壮大自己来“布德”，扩大影响，带有鲜明的现实主义色彩。
需要指出的是，他们的外交思想也并不排斥理想主义成分，这与当时的主流社会文化和儒家、道家思想是分不开的。但这非但不能表明他们脱离现实而谈道德的乌托邦主义倾向，相反从另一个方面表达了其勤修内政、富国强兵的自强精神。
谋略向来是中国古代政治、军事、外交领域中的核心要素之一，集中体现了古代政治家思想家的智慧，在社会动荡、战火纷飞的战国时期尤其如此。
《西周策?秦败魏将犀武于伊阙》中描述了赵国在秦国即将攻打西周的时刻保存周王朝，从而使赵国在秦魏两国之间受到重视，体现了其权衡利弊，在夹缝中求发展的生存之道；《魏策?五国伐秦》中生动地体现了在错综复杂的政治格局中各国为保全自身而在外交中采取的极为务实的态度和为了现实需要不断更变邦交策略以应对潜在威胁的策略。
战国策士们往往能通过生活中的事例来影射国际关系，提高自身主张的说服力，一些家喻户晓的成语也出自于此。精于谋略，合纵连横的博弈思维得到广泛运用，这种思维方式也为后世提供了宝贵借鉴。
《赵策?苏秦从燕之赵始合从》通过“安民之本，在于择交。择交而得则民安，择交不得则民终身不得安”的道理阐述了外交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意义；《楚策?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