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子产的经历当中，其最为著名的两件事情，就是其对郑国的经济改革以及铸造刑鼎。
而在很大一方面而言，铸造刑鼎就是子产为其的经济改革进行铺路的重要举措。
此举事实上也被商鞅所模仿，著名的历史典故立木建信就是在这方面的一个改进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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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产是春秋后期郑国著名政治家，当时郑国内忧外患，国力日渐衰败，处境非常危险。为了富国强兵，子产大力推行社会改革，处罚那些荒唐不法、奢侈浪费的人。很多大贵族的利益在改革中受到损害，他们对改革措施说三道四，甚至还编了歌谣咒骂子产：“硬逼我把上好的衣帽藏起来，还把我的田产左查又查！谁要去杀子产啊，我一定也参加！”面对威胁，子产毫不退却，他说：“只要对国家有好处，我死也得做。推行善政，不能中途改变，我决心坚持到底。”
为了使国家有法可依，子产主持制定了“刑书”。这套刑书起初写在竹简或木简上，后来子产下令把全部文字铸在一口鼎上，放在王宫门口，让老百姓都能看到，这就是有名的“刑鼎”。
法律应该公之于众，这在今天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事，当时却掀起轩然大波。晋国大夫叔向派人给子产送了封信，开头就说：“开始我对您的执政抱着很大希望，现在完了！”然后说：“从前那些圣明的君主治理天下，都是衡量事情的轻重来判罪，不制定刑法。老百姓一旦知道法律，就会对上面不恭敬，就会产生争夺之心，拿着刑法作根据，一字一句都要争个明白，触犯法律的案件会更多，整个国家就很难治理啦！”
叔向还说：“夏朝有违犯政令的人，就制定了《禹刑》；商朝有违犯政令的人，就制作了《汤刑》；周朝有违犯政令的人，就制定了《九刑》。这三种法律，都是在王朝统治的晚期才出现的。我听说，国家将要灭亡，必然多订法律。您现在辅佐郑国，忙着制定刑法，还要铸在鼎上，在您活着的时候，郑国恐怕就要衰败了吧！”
子产回信说：“正如您信中说的那样，我是个没有才能的人，管不了子孙后代那么遥远的事。我现在公布刑法，是要挽救眼下已经混乱不堪的当代呀！”
子产执政的第三个年头，改革初见成效，百姓从中获得实惠，郑国又流传着一首歌谣：“我们有子弟啊，子产来教导；我们有田地啊，子产帮我们把产量提高；要是子产死了呀，有谁还能像他这样好？”
孔子的生活时代略晚于子产，他主张用德行、礼义治国，反对子产铸刑鼎，却肯定了子产改革的巨大成效，赞美他是给百姓带来福祉的“仁人”。
而有一种观点认为，子产此举，开启了中国古代公布成文法的先例。春秋时期，宗法贵族的气势减弱了，新的地主阶层兴起。各利益集团、社会阶层以及经济条件都在发生变化，“铸刑鼎”这一重大改革措施符合社会发展的新需求。
在潮流推动之下，晋国在子产“铸刑鼎”之后20多年，也把刑法铸在鼎上，向社会公布了。
可是孔子认为这样做不对。在晋国公布了法律之后，孔子说，晋国大概因此要灭亡了。人民知道了法律，只看鼎上的条文，不看贵族脸色，怎么能显出贵族的尊贵?
孔子一向最重视礼，不看重法律，他甚至认为法律是有害的。所以他对“铸刑鼎”如此猛贬，并不奇怪。孔子认为，如果用法律治理国家，那么人们就专注于法律，只求免于犯罪，而失去内心的廉耻，这样的社会未免太不理想，应该追求天下为公，人人讲仁爱，家家睡觉不关门，根本就没有小偷盗贼才对。
因此，孔子认为，在一个社会中，有事要闹到诉诸法律，就不正常了，最理想的就是全社会没有一件诉讼发生。
由此可以看出，在当时公布法律，实在要承受巨大压力。
但是从子产对郑国的经济改革的情况而言，公布法律取信于民有着其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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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为郑国相国之前，子产就知道，因循守旧的郑国，如果不经一番革新，万难应付危局。
在改革中，子产不回避争议，不压制争议，也不怕争议。他认为改革就是要迎着争议往前走。比如他改革军赋制度，增加税收，充实军饷，以增强郑国自卫能力，就遭到一些人咒骂。有人说：“子产的老爹就死在路上，他又要做蝎子尾巴了!”子产还主持全国农业普查，整顿三农。他采取的具体措施，一是厘清混乱的土地所有权状况，重新划分全国田地和沟渠。那些非法侵占的土地，或者充公，或者归还所有者。
在这个过程中，子产承认了新起的土地所有者即新兴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权，并向他们征收赋税，以增加国防开支。二是把农民组织起来，若干家为一个互助单位合作生产，并共用一口井等等。这些措施也触犯了很多人的利益，造成麻烦。
一时间，全国广为流传一个凶险的段子：取了我的田地重新划界，取了我的衣冠给藏起来，谁能够杀了子产?我一定跟他在一起!
到这个地步，子产怎么办?他的回答是：不要紧，只要从长远来看对国家有利，我死也得做。实行改革不能中途退缩，坚持下去才能成功，我下决心不改变了!
子产说得出做得到，如果行不通，他宁肯撒手，也不迷恋高位。有一回，郑国大夫丰卷为了祭祀要求进行狩猎，未得子产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