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又忽然睁大眼睛说：“你杀了我爸爸好吗？他总是虐待妈妈，有时偿还不起赌资，他就叫妈妈陪那些男人睡觉。妈妈开始不肯，后来挨打不过就屈从了。”我这才明白，那个抱青瓜的女人，为何身体有那么多淤伤。
“现在常有陌生的男人去我家里，妈妈最担心的是我，所以我要是再回家，她宁愿掐死我，也不会让那些……”说到这，她哽咽住了，眼圈红红的却没让眼泪落下。
我问女孩，为什么是我？她终于忍不住哭了出来，抽噎着说：“他们说你是杀手，是这个镇上杀人最多的男人。”我告诉女孩，我没杀过这个镇上的任何人。“可你是好人，他们是坏人，你还给过我妈妈双倍的菜钱。”
我把一个干果仁儿放到嘴里，使劲地嚼着果实，并生硬地对她说：“那不是无偿的，给你妈妈双倍的瑞尔，是我当时想要她上床。”
女孩不说话了，又垂下头，只是落泪。我觉得自己不该对一个可怜的孩子用这么刻薄的表态，就缓和了语气说：“我不是杀手，镇上的男人们敬畏我，是因为我当兵时杀过太多人，而且我也常慷慨地请他们喝酒。”
女孩止住了哭泣，抬头对我眨了一下湿润的大眼睛。“你是军人吗？”也许是女孩梨花带雨的面容楚楚动人，她天真的可爱，打动了我内心的倾诉之情。
屋外和昨夜一样，继续的电闪雷鸣，我对女孩讲述了很多自己的过去。
从我在越南流浪，被矿主抓去做奴隶，而后漂泊到泰国，十七岁加入当地政府秘密组织的雇佣兵团。枪林弹雨的日子，一过就是六年。我杀过很多恐怖武装份子，也单独执行过杀西方特工的任务。
我一直觉得那些人是恐怖的，该杀的，直到后来，直辖我们的军备部政见不合，分成两派。一派积极加强正规军力，另一派秘密组建地下雇佣兵与之抗衡。
上级用佣兵组织铲除异己，或执行见不得光的政治命令，一旦事件败露，执行任务的佣兵就会被扣上恐怖份子的帽子，由正规军剿杀。
在一次行动中，我们接到命令，负责清剿交界处的恐怖分子。可到了之后我才知道，那是捣毁各国流民形成的村落，有很多像你这么大的孩子被戕害。你知道中国吗？日本兵在南京屠杀手无寸铁的百姓，当时的场面和那是一样的兽行。
你可以站在村落中央，肆意向周围扫射，向一切长有两条腿的活物开枪，只要目标不是穿着相同制服。村民们的眼睛、咽喉、心脏、小腹，被匕首扎得到处是乌血的窟窿。
当时我的小组有八个人，搜索时发现草垛里躲着两个十岁大的女孩。他们把她俩的衣服扒光，七个人不停地施暴。
看到当时的惨像，我吐了一地。有两个队员过来拉我，要我也去奸淫其中一个，而那两个女孩下体冒血，已经被摧残得奄奄一息。
愤怒使我的手不自觉地拔出匕首，割断一个队员的喉管，我又用手枪射死三个队员，另外三个见事不好，立刻把我扑倒，我们撕杀在一起。
我当时受了震撼人心的刺激，脑中一片混乱，愤怒使我拔了身上的手雷引擎，要与他们同归于尽。他们三个人见状，抽身就跑，其中两个并肩跑得很快，被我扔出去的手雷炸死，还有一个是我拣起地上的手枪后射杀的。
周围的士兵听到爆炸声，都向我这里围拢过来。我拼了命向丛林里跑，后面枪响不断。子弹鸣啸着从我身边擦过，身旁的枝叶被打得四碎乱溅，迸到我胳膊和脸上。我感觉有两颗子弹伤到了我，一颗擦破耳朵，还有一颗擦破肩头。只要当时跑偏两公分，我的生命就没有了。
从那以后，我逃亡到柬埔寨，从金边偷偷爬上运煤的火车，到达布雷特莫后，又走路到了耶森，从那里上了戈公岛，在这个无名小镇上，一住就是五年。
斩加伦市有一个地下军火组织，每次接货，他们都支付很多瑞尔，要我去协助保护交易现场。但我现在不参与那些了。
现在，每年八月份，我都坐船去克罗泽群岛，和当地的土著做些贸易，赚足一年的花销。
女孩听得有些忘神，我用匕首削下一块腊肉递给她。她接过后说：“你胸前的十字刀疤，是和三个队员搏斗时留下的吗？”我点了点头，问是不是她妈妈告诉的她，我那道怪状伤疤。她也点了点头。我告诉女孩去睡，我想一个人安静的坐着。
壁炉里的火光一闪一闪，影子在墙上跳动着。我望着熟睡的芦雅，又看到窗外急骤的暴雨，想象这次出海的情景，希望在航行中，这样糟糕的天气不要太多。
此刻，我虽然坐在干燥舒适的小屋，但心里却很沉重。这此出海最少也要五个月才可以回到小镇。我走之后，床上这个女孩如何安置，让她回家等于把她逼上绝路。
地下室储藏着十箱风干食物，我本想在去西哈努克港之前，把这些吃的送给扎达瓦家。那是个处在饥饿边缘的家庭，而且有我那位年幼的未婚妻，我当然希望他们能挨过我离开后的日子。
在芦雅这个可怜的孩子到来的前几日，扎达瓦曾领着那个要嫁我的女儿伊凉来过我的阁楼。这个四十多岁的柬埔寨男子，已经佝偻得像个老头，而他身边的女儿，却生得亭亭玉立，脖颈处露着干干净净的肌肤，在来之前显然刚洗过。
这个叫伊凉得女孩，虽然身着穷困人家的破旧衣物，可她躯体发育得很均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