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二，不知为什么，我现在感觉心里很难受……”顾美人幽幽说道，“原本是想探听一下‘渗透’的内容，谁知……唉！怎么听到这些了？”
“这有什么不好的？现在就连敌人也不否认自己的失败了，看来，我们是真的要胜利了。”
“那……组织上决定要怎么处罚表哥了么？”
“只要他肯交出名单，不再与人民为敌，组织上会考虑留他一条生路的。”
“哦……这还好……”拍拍高耸的胸脯，顾美人那颗七上八下的心，算是平复了许多。
但齐公子会考虑共产党的忠告吗？
蒋介石于民国37年10月2日飞抵沈阳召开军事会议，第二天，也就是10月3日，他又匆匆离开了沈阳。这一前一后，连屁股都没坐热便不辞而别了。由此，沈阳市民们纷纷猜测：国民党看来是真要不行了，就连委员长都不敢在沈阳多待，其他的官儿那就更不用说了。
果不其然，几天后，一些国民党官员就开始陆续地消声灭迹了。据东塔机场附近的老百姓传闻，他们在公路上看到过不少小轿车，什么型号都有，但无一例外，全是大包小裹夹带行李。有些平素比较讲究的官太太，现在也顾不得深沉和风度了，手上的金银饰物是能戴多少戴多少，弄到最后，她们便开始拒绝再跟熟人握手了——这主要是因为太沉，抬不起胳膊。
准备外逃的官，都是跟“统字辈”有交情的人物，保密局一决定“大批量收购”家属，他们就闻风而动，打着去南京“述职”的旗号，卷起能带走的家产，预谋溜之大吉。眼下的东北实在是不太平，长春围城给沈阳某些官员提了个醒，与其到时候用金戒指、姨太太跟人家换烧饼，倒不如趁早打算，赶紧远离这块四非之地。所谓“一任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该捞的也都捞了，剩下那些带不走的，就留给老百姓吧，算是积德行善了。
然而老百姓却不领他们的情，众人议论纷纷，暗暗斥责这些官员都是寡廉鲜耻之辈。说你们在东北这些年都干了什么？税没少收，金子、屋子、娘们也没少捞，用来教育别人的那些冠冕堂皇的口号，说着说着，都能把自己给感动哭了。怎么一到需要你们出力的时候，个个都是这副德行呢？“这些官啊！排成队挨个枪毙，一定有冤枉的，隔上一个枪毙，那是一定会有漏网的。”
呵呵！要不怎么说，官吏腐败就是引发革命的导火索呢？国民党能走到今天这一步，也怪不得旁人。党国、党国，把党凌驾于国家之上，挤得人民没处藏没处躲，老百姓不恨你那真就出鬼了。
底下官员们的异动，引起了东北剿总的警觉，如果不管不问任其发展下去，那这场仗还怎么打？这座城还怎么守？于是震怒之下，东北剿总下令，告诫下属官员在这非常之际，必须要跟中央保持步调一致，凡是擅离职守者，一经查实就地枪毙。
国民党这是真着急了，可你现在着急还有什么用？早干嘛去了？枪子要是能管用，那这些人当初何必还要行贿受贿呢？又有几个贪官不是胆大妄为藐视法纪？结果，这道看似杀气腾腾的命令，却意外地引发出了连锁效应。
你不是不让我擅离职守么？那好，咱就拉关系走后门花钱买手令吧！有了准许外出公干的手令，你还能拿我怎么样呢？
因此，民国三十七年的沈阳城，就出现个怪现象，剿总手令的价格开始呈几何基数攀升，持手令滞留在机场的官员，居然比留任的官员还要多。城市最繁华的地段，既不是中街，也不是太原街，而是城郊那座毫不起眼的东塔机场了。
某些倒卖假票的票贩子，也就此脱贫致富，从此迈进了小康和大亨的行列。（当然，他们这种荣耀并没有持续多久，共产党一进城，他们就开始怀念起做穷人的好处了。）一些平素耀武扬威的姨太太们，现在也不值钱了，某些人贩子漫天要价，官员们坐地还钱，把她们全都给批发零售处理了。这么做的原因其实很简单：机票数量有限，乘坐不了那么多人，与其花高价为她们疏通门路，倒不如利用一下这些女人的剩余价值。
当官的心肠之狠毒，由此可见一斑，平时的甜言蜜语、海誓山盟，在大难临头之际，居然连张机票都不如了。
陈明和于秀凝这对夫妇，现在是想走也走不了——主要是这机票搞不到，没有南京的调令和剿总的手令，有钱也买不到机票。至于是否跟沈阳城共存亡，在这一点上，于秀凝连想都没想，在她看来，这个口号并不亚于一个神话，同“盘古开天”、“女娲造人”、“实现三民主义”是有得一拼了。所以逼得没办法，她就只好跟美国驻沈阳总领事华德进行私下接触，看看在关键时刻，能不能寻求个政治避难什么的。
于秀凝夫妇是走不了，但能一走了之的“店小二”，却是不打算走了。他用调令、手令换了张机票，然后往枕头下一塞，就再也不管不问。摆在他面前的首要任务，便是根据手头仅有的线索，来看看还能否从齐公子身边，再找出些关于“渗透”计划的蛛丝马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