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倭国再次发出诱降声明。
于是，汪精卫集团代表高宗武、梅思平与倭国代表影佐桢昭、今井武夫在沪市举行秘密谈判，签订《日华协议记录》，
议定：第一、缔结反先锋军、**协定；
第二、华丰承认“满洲国”，日方于恢复和平后两年内撤兵；
第三、日本享有开发华夏资源的优先权等条款。
有人说：“汪先生没有璧君不能成事，没有璧君亦不能败事”某种意义上来说，汪沦为汉奸，也是坏在陈璧君和周佛海手里。
懦弱自卑的性格导致汪氏被倭国的淫威所压倒，未能辩证看待抗战，看不到中华民族的胜利前景；“恐倭病”使他主和而投降。优柔寡断的性格，易被别人所左右，被人推向卖国求荣的道路上去。
公元38年12月18日，汪精卫偕曾仲鸣﹑周佛海等逃离重庆。
并且恐倭主和，在汪精卫的意念里，绝非一日两日。而是懦弱自卑的个性造成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其中汪氏个性之作用自然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之一。
1公元38年底倭国近卫内阁两次发表“近卫声明”，公开对国民党政府进行政治诱降。
这时，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也发生了严重的分裂，身为国民党副总裁的汪精卫公然发表叛国艳电，表示响应“近卫声明”，电文中，汪精卫提出了自己对抗战的理解：
“抗战年余，创巨痛深，倘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事，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
并称“自塘沽协定以来，吾人所以忍辱负重与倭国周旋，无非欲停止军事行动。采用和平方法，先谋北方各省之保全，再进而谋东北四省问题之合理解决；在政治上以保持主权及行政之完整为最低限度。在经济上以互惠平等为合作原则。”
“第一点，为华倭两国善邻友好。并郑重声明倭国对于华夏没有领土要求，没有赔偿军费的要求，倭国不但尊重华夏主权。且将仿明治维新前例，以允许内地营业之自由为条件，交还租界，废除治外法权，使华夏能完成其独立。
倭国政府既有此郑重声明，则我们应该采取和平方法，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战以来沦陷各地亦可收复，而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亦得以保持；
第二点，为共同防先、共。前此数年，我们都以为是倭国故意干涉我**事及内政。
但现在倭国政府既已阐明，是为了防止先锋军、人民党对国际社会的扰乱与阴谋，消除他们给华夏带来的灾难，则此种顾虑，可以消除。
同时也对苏国邦交不生影响。
而先锋军王小平与华夏人民党等人士，既声明愿为三民主义之实现而奋斗，则应即彻底抛弃其势力、组织及宣传。并取消其边区政府及军队之特殊组织，完全遵守中华民国之法律制度，以三民主义为中华民国之最高原则。一切违背此最高原则之组织与宣传，我们都应该自动的积极的加以制裁，以尽其维护中华民国之责任。
第三点，为经济提携。数年以来，倭国政府屡曾提议，我们以政治纠纷尚未解决，则经济提携无从说起。
今者倭国政府既已郑重阐明尊重华夏之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并阐明非欲在华夏实行经济上之独占，以谋经济提携之实现。我们应该对此主张应在原则上予以赞同，并应本此原则，以商订各种具体方案。
以上三点，兆铭经熟虑之后，以为国民政府应即以此为根据，与倭国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
倭国政府11月3日之声明：如国民政府根据以上三点，为和平之谈判，则交涉之途径已开。
对于先锋军、人民党等，可以允许他们在特定地点驻兵，至多以内蒙附近之地点为限，华夏始能努力于战后之休养，努力于现代国家之建设。”
当汪精卫公开叛国投敌后，国民政府第一时间就得知了消息，蒋光头知道后，也非常的愤怒，在办公室内一边砸摔着坛坛罐罐、一边大骂‘娘希皮’。
愤怒之情无法表达，让在外面站岗的士兵都一阵心惊胆战的。
李宗仁、陈诚、何应钦等高层人员赶到后，也及时进行了劝解，半天后蒋光头才缓了过来。
在他重新坐下后，李宗仁就急切的开口道：“委员长，我们应该马上想出应对之策，否则晚了，以汪精卫在政府的地位、影响力，后果不堪设想。”
陈诚也凝重的道：“没错，委员长，我建议我们马上公开声明，汪精卫已经投敌叛国，他的说法不代表我们政府任何的态度，同时马上革除他在党国一切职务！”
他们的话得到了一些军官们的认可，一个参军就说道：“李将军、陈将军说的没错，我们确实应该把上作出应对，否则现在大好的抗战形式就会反过来，抗倭民族统一战线也会崩溃，先锋军、人民党等众多地方势力以及百姓会怎么看我们政府！”
不过还是有人反对，不同意他们对汪精卫的处理，一个军官说道：“我同意李、陈二位将军要及时应对的看法，但是在对汪精卫的处理上，我有不同看法，我觉得我们先应该劝说汪精卫及时改邪归正，这样还能有条活路，不能一棒子打死！”
他的说法也得知了一些人的拥护，于是大家就争吵不休。半天后，蒋光头开口道：“汪精卫毕竟是政府的高层、我党的元老，而且还是最早跟随孙中山先生的，对党国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