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霖继续问道：让他们打破家族企业能够做到么？
邓恩明对这个问题也感兴趣，因为他也想国营问题，毕竟是在苏联短时间呆过，听过列宁教导的人。
他说：“除非你让他破产，否则难以收购这些企业，他们视其为命根子，不仅是养家的，还是地位象征。”
强霖知道后世这些企业被军阀混战，和日军占领都给收拾了。所以在以后的37-49这个年代，没有太大的发展。那么早些打断他们的家族梦想，财力集中，形成合力，也是不错的选择。
邓恩明则希望能够通过兼并来照顾那些工友。这些老板他都熟悉，不过都是作为工会的对手。
强霖则告诉他，不可逼人太甚，要照顾到老板们的财务，也要照顾到他们的面子和地位。
这些人很多人也是基督徒，像来自青州的宋氏集团，就是三代基督徒，青州开埠以后70多年基督教传教的见证。但中国基督徒也是家族式的文化，也是面子文化，参与行贿、依赖军阀、争夺社会地位、任用家族私人等等。
邓恩明这个没有儒家汉化的水族勇者、一个混合的革命者，肯定是会反传统的。而且他也知道一些计划经济的基础，能够办起一个好的轻工业托拉斯。托拉斯追求的就是内部计划经济。
强霖告诉他，可以通过柳直荀，联络赣南总部，先成立一个投资银行，慢慢的购买和建立自己的企业；你可以先建立一个胶鞋厂，这个能提供大量的劳动力岗位，给北军做军需。然后在有纺织厂，针织厂、最后是纺纱厂。先大家共存一段时间，然后在兼并。
邓恩明知道强霖这是在给自己指路，他表示要边做联络，边学习。然后问张教授，如何学习一些哲学？
张教授问他是否要研究神学？
邓恩明摇摇头说，他对基督教义很清楚，自己曾经看过大部分圣经。看大家诧异，他详细给大家解释了贵州和西南的传教情况。
他说：“我们水族从明代就有很多人接受了天主教的传教，后来被清朝禁止，但是还有一些天主教传统留下来了；清朝鸦片战争后开禁，天主教在边区很兴盛。内地会基督教进入贵州，也很快就传到了水族。现在各个县城都有很多传教士，而偏远的乡下也都有教堂小学和聚会场所。”
凯茜知道一些情况，强霖却不太清楚，感觉很惊讶。难道是从越南进入的么？应该是从泰国进入中国。
邓恩明继续说：“我们边区民族是不反对传教士的，有些教案是汉族官员和汉族帮派做下的。有个天主教法国传教士白斯德望1847年就从泰国进入贵州，接受清朝政府发回的教产，这些是雍正年间扣留的。他开创了兴建教堂、开设宣教点、培训本地传教人员、兴办医馆、幼稚学校等，成为此后贵州教会工作的基本模式。遍及贵州，在少数民族信徒要多一些。苗族、彝族这些部落民众是主动上县城找传教士，部落首领也主动要求到自己的辖区建立教堂。”
邓恩明解释道，“对我们这些蛮族来说，是没有汉族那么多条条框框的。所以很容易就放弃了祖先崇拜等其他神灵，毕竟那些都是传说，主要目的都是让人正直。除了教堂、小学和医院，天主教和基督教徒，还帮助我们整理文字，治疗和照顾麻风病人，帮助调节纠纷。这些都是让我们民族生存下去的大善意。有几个人被官府杀了，他们还是白人富商家庭出来传教的。就是因为我们信他们。”
凯茜不解，问他们为什么还支持“非基督教联盟”的活动。
邓恩明说：“这不是因为基督教不好，而是他们的社会政策；教民的反抗活动减少，更让教民通过和平的方式去争取正当权利。这对我们党派的发展很有影响。我搞暴动，碰到教会就是躲避的，而与帮会首领反而容易沟通。”
邓恩明接着说，“现在既然不搞暴动了，我要学习基督教的一些历史，毕竟他们社会改革是比较文明的进行的。”
强霖推荐他看看托派的论述，当然托派宣称是无神论的，其社会治理还是有意义的。是纯理性主义，渐进的，包含工会和福利主义的。
邓恩明说：“这段时间我已经研究了。托洛茨基这个人很有风度，有才华。当年我见过，是列宁的主要助手。我现在比较欣赏宗教的哲学，这与我们民族的神灵主义比较接近。人做到纯理性还是不容易，也不可靠。”
强霖从邓恩明谈到的少数民族的宗教历史看，印证了自己原来的看法，那就是原始少数民族没有汉化，更愿意接受纯善之体制。蒙元时期，蒙古族能够全身而退，而没有被汉族同化。女真满族则陷入佛、儒、道体系，最后被融化在汉民族中。蒙元忽必烈这个人很有思想，采用的是松散治理的殖民政策，这样也始终保持蒙古人思想体系。
就不提早就被灭族的扶余渤海国、契丹辽国、完颜氏女真大金国、杂胡李家的西夏国。那都是深度汉化的集权国家。
最后，张家泉教授答应在介绍宗教哲学院的朋友给邓恩明，让他自己去沟通研究计划。
强霖也成功的布下了邓恩明这个山东工会和乡下文明的种子。当然对付的是小富即安的士大夫家族思想，他们缺乏的是大义；或者满口大义，但实际不知道大义是什么，实际上只是照顾家人，业余做些慈善求子孙的福报。
他们是后世中国懦弱的主要根源，对国家内部极权懦弱，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