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4章 宴会讨论
邓宗邓绍元说：“提到曾经的新政，有各种称谓，又称庚子新政、庚子后新政，后继清朝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称为“遮羞”变法，北洋政府称之为“晚清改革”，日本称光绪新政。”
强霖说到：“国民政府的称呼不要管他了。遮羞，或者说，北洋窃国，都是主观谩骂。这是中国的一场经济和政治体制的改革运动。康、梁等改革派，还有张之洞等人都参与的。”
邓宗说：“人心不满蛇吞象，我们革命党人也是如此。现在新军阀要混战，我是心灰意冷啊。”
这帮子革命老人是不在乎刘郁芬主席的，所以西北军也不待见他们。只是互相没有撕破脸皮而已。
强霖说：“是的。革命党人很多都开始反思了。大清晚年也许不是很坏，毕竟让出自己的权利和饭碗是不容易的，尤其是祖宗给子孙打下来的。”
邓宗说：“令庸贤侄说的太对了。我也是这么想的。人家大清还知道拿出来一部分，我们现在的军阀是一点也不让人家说话了。”
强霖说：“言归正传，我们看看甘肃做了那些新政？”
邓宗说：“我看简要说说也就罢了。没来由的惹人生气。”
强霖说：“我看过升允编写的《甘肃新通志》，我们简要回顾一下经济、民生、教育、法律、军事即可。”
邓宗说：“军事就是编练新军，现在都没有了，原来还有一些新军组成的甘军，现在都让西北军给改编了。这支甘军曾经被升允带着去讨伐西安的“秦陇复汉军”，后来和平改编为甘军的地方军，驻守几个边关要塞。”
刘郁芬酷酷地说：“都被我给收编改变了。”
邓宗说：“巡警和法律制度，都是以大清命令为准，法律现在还是大清新律法，这个法律很好。我是学习师范的，水梓是学习法律的。水梓觉得法律改革的怎么样呢？”
水梓说：“很不错。大清律法的改变，我是亲身体会的。当时我在北京法政专科学校学习，那时候是北洋政府，大家都是按照大清新律法做事。这个法律我们甘肃是采用的。现在不采用了，用革命军的军法了。”
刘郁芬说：“非常时期，用非常之法。不过民法，还是采用大清的。”
水梓又说：“大清1905年五大臣出洋考察前，在火车站被炸，所以大清开始重视巡警制度。”
强霖说：“看来革命党促进了大清警察制度诞生。”
邓宗说：“大清变法，是慈禧太后在1901年春节发布的。受义和团的乱局，还有庚子战败的影响。天下秩序已经失去了，慈禧希望通过变法维持秩序，这也是人之常情。”
强霖问：“那你们怎么不同意呢？或者说，你一个官费生，怎么还参与革命，推翻满清？”
邓宗说：“现在还说什么？那时候只是知道民主好，但是民主并没有想到后来搞得北洋军阀混战，南方混战，地方混战。”
强霖说：“嗯，我们继续考虑警察制度，还有法律制度？”
邓宗说：“警察就由各地军营训练，满族士兵也开始干警察了。当然也有一些学生做警察，都能够公正和公平处理事情。不像现在的警察，只是听从一个人的命令。”
强霖说：“教育就是大学堂么？”
邓宗说：“通识普及了中小学，改造了私塾体系。壬戌年的学制是小学三三，中学三三，共计12年。大学堂当时就一所，后来又办成了政法学堂。北洋时期又发展了农业、工业、商业专门学堂。”
强霖说：“基础是大清打下的，证据就是你们！北洋发展的，证据还是你们！”
邓宗说：“西北军也是办了大学的，就是中山大学。”
强霖问：“是新开办的么？”
邓宗说：“不是的。还是在北洋法政学堂之上发展的。”
强霖问：“这有什么意义么？”
邓宗说：“更为革命了，培养革命干部的。”
刘郁芬解释说：“我们还是完善了基础中学教育，很多县都建立了中学。”
强霖问：“西北军掏钱？”
邓宗说：“西北军哪里来的钱？都是乡绅和县里补贴的钱。西北军下命令要求开办中学堂。”
强霖不再问这些，转到工业上来。问到：“甘肃工业是开始于左宗棠么？”
水楠坐在后面，其兄是北洋时期的教育厅长，他则是北洋时期的工业会长。
水楠说：“左宗棠的工业后来的二十多年都荒废了。新政时期又都恢复了。这件事情是升允手下的新政大将兰州道和劝业局长彭英甲彭柄东干的。彭柄东做的一件事，就是修了黄河第一桥。”
强霖问：“就是中山桥，城北那个铁桥？”
水楠说：“人家当时是叫第一桥！中山先生功劳很大，很重视兰州，所以改名叫中山桥。”
强霖说：“基本逻辑是重要的。基督教里面是一切都是上帝赐予的，革命者们一切都是中山先生赐予的？”
刘郁芬说：“这个还是不能这么比，我们只是认为是纪念意义，并不是说中山先生就是上帝。”
强霖说：“我还是不太明白。当然彭英甲不会说什么的，但是这就养成了一种风气，不顾事实的风气。这会助长人们说假话的风气。”
刘郁芬说：“此外我们还有中山大学，也是革命化的学校。这些都是总司令的命令啊！”
强霖不再说话，问到：“彭柄东现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