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那个女人大约在九点钟进到房间，穿着带泥的靴子却没有留下脚印，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很高兴你指出了这一点。当时我也想到了这一点。这个女杂工有个习惯，就是在房门的房里脱掉靴子，换上布拖鞋。”
“那就很清楚了。那么，尽管那天晚上下雨，却没有发现脚印？这一连串事件的确非常值得注意。你们下一步又是怎么做的？”
“我们也检查了房间。这房间不可能有暗门，窗户离地面也足有三十英尺。
这两扇窗户都从里面关紧了。地板上铺着地毯，不可能有地道门，天花板是普通的刷白灰的那种。我敢拿性命担保，无论是谁偷了我的文件，都只能从房门逃走。”
“壁炉呢？”
“里面没有壁炉，只有一个火炉。铃索就在我写字台的右首。谁要拉铃都必须到我写字台右首去。可是为什么罪犯要去拉铃呢？这是一个最难解释的疑团。”
“这案子确实非同寻常。以后你们又采取了什么措施？我想，你们检查过房间，看看那位不速之客有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像烟蒂、失落的手套、发夹或其他什么小东西，是吗？”
“没有找到这一类东西。”
“没有闻到什么气味吗？”
“唉，这一点我们倒没有想到。”
“啊，在调查这样的案件时，即使有一点烟草气味对我们也是很有价值的。”
“我自己从来不吸烟，只要有一丝烟味，我就能闻出来。没有任何一点线索。唯一存在的事实就是门卫的妻子——那个叫坦盖的女人——匆匆忙忙从那个地方走出来。门卫也无法对此作出解释，他只是说他妻子平时就是在这个时间回家。我和警察都认为，假定那个女人拿走了文件，我们最好的计划就是在她还没有转手文件之前就把她抓起来。
“这时苏格兰场已经得到报警，侦探福布斯先生立即赶了过来，全身心地着手调查这个案子。我们租了一辆双轮双座马车，半小时后，我们就到了被告知的地点。一个年轻女子开了门，她是坦盖女士的长女。她母亲还没有回来，她领我们进了前厅等候。”
“大约十分钟后有敲门声响起，可是这时我们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这都应该怪我自己。我们没有自己去开门，而让女孩去开。我们听到她说：‘母亲，有两个人在房里等着见你。’”这之后，我们就听到脚步声匆匆地由走道跑进去，福布斯快快地推开了门，我们两个一起跑到后面房间，是间厨房，但那个妇人已早我们一步进了那房间，然后，她认出了我，一副极度惊讶的神色出现在她脸上。”
“‘啊，你不是办公室里的费尔普斯先生吗！’她叫道。
“‘好了，好了，你避开我们，你以为我们是谁啊？’我的同伴问道。
“‘我以为你们是拍卖财产的经纪人，我们跟一个商店老板有些纠纷。’”
“‘这样的解释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福布斯回答，‘我们有理由相信你由外交部窃取了一份重要文件，你急急跑进这里是要将它藏起来。你必须跟我们一起到苏格兰场去接受调查。’”
“她又是抗议又是挣扎，结果全都没用。我们叫来了一辆四轮马车，三个人都坐进去。临走以前，我们先搜查了这间厨房，尤其是厨房的炉火，看她是否独自一人在家时把文件扔进了火里。可是，根本没有一点碎屑或灰烬的痕迹。我们一到苏格兰场，立即把她交给女警员搜查。我在外面等得心急火燎，好不容易才等到女检查员送来报告，可报告说根本没有文件的踪影。
“这时，我才头一次完全意识到自己的可怕处境。在这之前，我只顾行动，根本没顾上思考。我一直深信可以马上找回那份协定，因此根本不敢想如果找不到，会有什么后果。现在已经无法采取任何行动了，我才开始考虑自己的处境。啊，实在太可怕了。华生可能告诉过你，我上学的时候就非常敏感，有点神经质。这是我的天性。我想到舅父和他内阁里的同僚，想到我给他带来的耻辱，想到我给自己和所有亲友带来的耻辱。 我个人在这桩离奇的意外事件中成为牺牲品，又算得了什么？外交利益容不得半点差错，然而现在却面临重大威胁。我算是毁了，既丢人又绝望。我不知道我做了些什么。我猜当时我准是当众哭闹了一场。我依稀记得，当时有几位同事围着我，尽力安慰我。一位同事乘马车陪我到滑铁卢车站，把我送上去沃金的火车。碰巧我的邻居费里尔医生也乘这次火车回家，否则那位同事肯定会一路把我送回家的。这位医生对我照顾得非常周到，也确实多亏他这样照顾我，因为我在车站就昏厥过一次，没等我到家，我实际上已经变成个语无伦次的疯子了。
“你可以想象，当我的家人被医生的按铃声从梦中惊醒，看到我这种情况时，当时的状况是什么样的。可怜的安妮和我母亲心都要碎了。费里尔医生刚才在车站已经听侦探详细地讲了事情的经过，便把情况讲了一遍，但于事无补。大家都很清楚，我会病很长一段时间，所以约瑟夫被迫匆忙搬出了这间宽阔的卧室，把它改成了我的病房。我躺在这里，福尔摩斯先生，已经九个多星期了，昏迷不醒，脑子烧得近乎疯狂。如果不是哈里森小姐在这儿，还有医生的照顾，我现在都不能和你们讲话。
她在白天照看我，雇了一位护士在晚上守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