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演说在鸦雀无声的会场里进行下去，只偶尔被一阵阵叹息声所打断，当他继续讲下去时，全场又肃静下来，他讲到他为这件事感到不安，查明这件案子，任务相当艰巨。他之所以要引起一场私人问题的辩论，是为了要保全莫尔塞夫先生的个人名誉和整个议院的名誉。他的结论是要求立即进行一次审查，以使谣传尽快被挫败，不令其散布出去，借此恢复莫尔塞夫先生在舆论界所长期建立的地位。
面对这个巨大的突如其来的大祸，莫尔塞夫已不堪重负，浑身颤抖，当他以迷茫的目光环顾他的同伴时，他结结巴巴地几乎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种胆怯既可以归结为一个无辜者的惊诧，也可以视为一个罪人的愧疚，这种双重含义的胆怯也为他赢得了某种同情。因为真正宽厚累活的人，当他发现敌手的不幸超过他们仇恨的极限，总会随时表现出某种恻隐之心。
大会主席把这件事付诸表决，结果决定应该进行审查。
主席问伯爵需要多少时间来准备他的辩护。
莫尔塞夫发现在经受这个可怕的打击以后居然还活着，他的勇气便恢复了。
“诸位勋爵，”他答说，“对于这由敌人暗中指使的攻击，是不能靠时间来反击的，我必须立刻用一个霹雳来答复那曾暂时使我吓了一跳的闪电。噢！我不但能辩护，而且将流尽我最后的一滴血，向我高贵的同僚们证明我无愧于与他们为伍！”
这番话使人产生了一种对被告有利的印象。
“所以，我要求审查应该尽可能赶快举行，我应当把一切必需的资料提供给院方参考。”
“您指定哪一天？”主席问。
“从今天起，我悉听院方处置。”伯爵回答。
主席摇了摇铃。“是否全体同意今天就举行审查？”
“同意！”全场一致回答。
大会推选十二位议员组成听证委员会，负责来审查莫尔塞夫提供的材料。第一次听证会定于当晚八点在会议厅举行。如有必要继续进行听证，将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同一地点举行会议。
这一决议宣布后，莫尔塞夫要求允许他退席；他要回去把多年来收集的有关材料整理一下，他那种狡猾而倔强的性格，使他早就未雨绸缪地对这场风暴有所准备。
波尚把我们现在所叙述的这一切事情详详细细地讲给那阿尔贝听；他的叙述当然更比我们富于生气，因为当时事件正在演变中，而现在则已事过境迁。阿尔贝浑身都在颤抖着，有时抱着希望，有时愤怒，有时又羞愧，——因为凭他对波尚的信任，他知道他的父亲是有罪的；而他自问，既然他是有罪的，他又如何能证明他的无辜。波尚迟疑着不再叙述下去。
“后来呢？”阿尔贝问。
“后来？我的朋友，您给了我一件痛苦的工作了。您真的想知道后来的事情？”
“我必须知道，我的朋友，我宁愿从您的嘴里知道这件事，也不愿听到别人去讲它。”
“那么，请您做好精神准备，因为这是需要勇气的时候了。”
阿尔贝伸手在脑门上摸了摸，想证实一下自己是有力量的，正像一个行将为保卫自己生命而进行殊死搏斗的人摸摸自己的护胸甲，弯弯自己的长剑一样。
他感到很有力量，因为他错把情绪亢奋当做精力旺盛的标志了。
“讲下去。”他说。
“那天晚上，”波尚继续说，“全巴黎都翘首以待。许多人认为，只有令尊亲自出马才能使指控土崩瓦解；还有许多人说伯爵不会出面的；还有一部分人证实说，他们看见他去布鲁塞尔了，有那么几个人还去了警察局，去查问伯爵有没有取护照。”
“我认识一个年轻的贵族，他也是审查委员之一，我竭力恳求他给我一个旁听的机会。他在七点钟的时候来找我，在趁开会的人还没来，要求一个听差把我藏在一间边厢里。我躲在一根圆柱后面，希望能全部目击这一切。
“八点整，大家都已到齐了。
“莫尔塞夫先生在时钟敲到最后一下的时候走了进来。他的手里拿着一些文件，看上去脸色平静，脚步坚定，衣服漂亮而不浮华。根据老军人的习惯，他的上装一直扣到颈下。
“他的出场产生了一个良好的效果。审查委员会是由中立人士组成的，其中有几个上前来与他握手。”
听到这些细节的叙述，阿尔贝感到心如刀绞，但在这痛苦中又游离出一种感激之情；他真想能拥抱这些人，因为是他们在他父亲的荣誉发生如此严重的危难之时，还给予他这种敬重的表示。
“这时，一个听差拿了一封信来交给主席。
“‘您可以发言了，莫尔塞夫先生。’主席一面说，一面拆开那封信。
“于是伯爵开始为自己辩护起来。我敢向您保证，阿尔贝，他的辩护是最雄辩和最有技巧的。拿出文件证明雅尼那总督到最后一刻是对他全部信任的，因为他曾要派他去和土耳其皇帝作一次生死攸关的谈判。他拿出那只戒指，这是阿里总督的权威的象征，他常常用这只戒指来作为他的信物，阿里总督给他这只戒指的用意，就是为了当他回来的时候，不论日夜，不论任何时间，可以凭此直接去见他，甚至到他的卧室去见他。不幸的是，他说，那次谈判失败了，而当他回来保卫他的恩主的时候，他已经死了。‘但是，’伯爵说，‘阿里总督对我是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