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先生。离神甫的地牢四五十尺远的地方，原先有一个波拿巴分子，是一八一五年逆贼回来时最卖力的那些分子中的一个，他是一个非常大胆，非常危险的人物。”
“真的吗？”英国人问道。
“是的，”德·博维尔先生答道，“在一八一六或一八一七年的时候，我曾亲眼见过这个人，我们要到他的地牢里去时，总得带一排兵同去才行。那个人给我的印象很深。我永远忘不了他那张脸！”
英国人作了一个不易觉察的微笑。“而您说，先生，”他说道，“那两间地牢……”
“隔着五十尺远，但看来这个爱德蒙·唐泰斯……”
“他叫什么名字？”
“爱德蒙·唐泰斯。看来，先生，这个爱德蒙·唐泰斯是弄到了工具的，或是他自己制造的，因为他们发现了一条连通那两个犯人的地道。”
“这条地道，无疑的，他们想逃走？”
“当然啰，不过这两个犯人运气不佳，法里亚神甫得了蜡屈症，死了。”
“我明白了，那样就把逃走的计划打断了。”
“对死者而言，是如此，”典狱长答道，“但对那生者却不然。这个唐泰斯却想出了一个加速他逃走的办法。这个唐泰斯借此找到一个办法跑得更快了；他大概以为在伊夫堡死去的犯人会被埋葬到通常的坟场去，于是他把死者搬到自己的房间，自己取而代之，藏在收尸袋里，自己缝好，再等待下葬的时机。”
“这一着很大胆，敢这样做的人是要有勇气的。”英国人说道。
“我已经告诉过您了，先生，他原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人物，幸好结果是他自己的这个举动倒为政府减轻了负担，再也不用为他操心了。”
“这话怎么讲？”
“怎么？您不明白吗？”
“不。”
“伊夫堡没有坟场，每个死者脚上会绑一个三十六磅重的铁球，然后朝海里一扔就完事了。”
“哦？”英国人应了一声，像是他还不十分明白似的。
“嗯，他们在他的脚上绑上一个三十六磅的铁球，把他扔到海里去了。”
“真的吗？”英国人惊喊道。
“是的，先生，”典狱长继续说道，“您可以想象得到，当那个亡命者发觉他自己笔直地坠入大海的时候，该是多么的吃惊。我倒很想看看他当时的面部表情。”
“那是很不容易的。”
“没关系，”典狱长因为已确定他那二十万法郎可以收回，所以答话极其轻松幽默，“没关系，我可以想象得出的。”
他于是大笑起来。
“我也想象得出，”英国人说着也大笑起来。但他的笑是一种英国式的笑法，是从他的牙齿缝里笑出来的。“那么，”英国人先恢复了他的常态，继续问道，“他淹死了吗？”
“这毫无疑问。”
“那么典狱长倒把凶犯和疯犯同时摆脱掉了？”
“一点不错。”
“对于这件事，官方文件总会有某种记录吧？”英国人问。
“有的，有的，有死亡证明书。您知道，唐泰斯的亲属，假如他还有什么亲属的话，或许会有兴趣想知道他是死了还是活着。”
“那么现在，假如他有什么遗产的话，他们就可以问心无愧地享用了。他已经死了，这不会有错吧？”
“噢，是的。他们随时都可来看实际的证据。”
“应该如此，”英国人说，“但话又说回到这些档案上来了。”
“真的，这件事分散了我们的注意力。请原谅。”
“原谅您什么，因为那个故事吗？不，在我听来，真是非常新奇的。”
“是的。那么，先生，您想看看关于那可怜的神甫的全部文件吗？他是个很温和的人。”
“是的，务必请您方便一下。”
“请到我的书房里来，我拿给您看。”
于是，他们走进了德·博维尔先生的书房。果然，那里的一切材料都整理得井井有条。每一本登记簿都编着号码，每一个卷宗都占据一格。典狱长请英国人坐在自己的安乐椅里，再把有关伊夫堡的登记簿和卷宗放在他面前，让他随意翻阅，而他本人则拣了一个角落坐下，读起报纸来。
那英国人很容易就找到了有关法里亚神甫的记录，但典狱长讲给他听的那番话似乎使他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因为在阅读了第一类文件以后，他又往后翻，直到他翻到了有关爱德蒙·唐泰斯的文件才停下来。他发现一切都原封不动的在那儿，那封告密信，判决书，莫雷尔的请愿书，维尔福先生的按语。他偷偷地折起那封告密书，迅速地把它放进了他的口袋里，读了一遍判决书，发觉里面并没有提到诺瓦蒂埃那个名字，还看了一遍请愿书，上面的日期是一八一五年四月十日，在这封请愿书里，莫雷尔因为听了代理检察官的劝告，所以善意地（因为那时拿破仑还在位）夸大了唐泰斯对帝国的功劳，这种功劳，经维尔福的签署证明，当然是铁定的了。于是他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这份上呈给拿破仑的请愿书，被维尔福扣下未发，到王朝第二次复辟时期，就成了检察官手中掌握的一件可怕的武器。唐泰斯翻阅档案，看到在他的名下的这份罪录，他也就不再显示惊奇了：
爱德蒙·唐泰斯波拿巴分子，曾负责协助
逆贼自厄尔巴岛归来
应严加看守，小心戒备
在这几行字下面，有一样笔迹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