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法院路上的墨杜萨墨杜萨是希腊神话中的蛇发女性，任何人被其目光触及即化为石头。喷泉的正对面，有一排由皮热皮热（1620—1694），法国最有特色的巴洛克雕塑家、画家及建筑师。设计的具有贵族建筑风格的古老府邸。在其中的一座府邸里，有人在同一天的同一时刻也在举行订婚喜宴。但这儿的宾客可不是普通的百姓、水手和士兵；团聚在这儿的，都是马赛上流社会的头面人物，——文官曾在拿破仑统治时期辞职退休；武官则从法军里开小差并投身于外国列强的军队里，而那些青年人则都是在咒骂那个逆贼的环境中长大的。值得一提的是，这些青年生活尚难安定，尽管家里曾花钱雇了四五个服役的替身，而这个暴君经过五年的流放生活，本该把这个人变成一个殉道者，而十五年的复辟生涯却使他被尊为半神的人。
席间谈笑风生，全是当时的热门话题，而情绪尤为激烈，言辞生动而刻薄，反映了五百年来，南方宗教仇恨给政治仇恨火上浇油。
在这些人看来，雄踞世界，曾一度统治过半个世界，并听惯了一亿两千万臣民用十种不同的语言高呼“拿破仑万岁”的皇帝，现在却被贬为厄尔巴岛的国王，仅仅统治着五六千人，总之，他已经永远失去了法国，永远失去了他在法国的皇位了。
文官们滔滔不绝地讨论着他们的政治观点；武官们则在谈论莫斯科和来比锡战役，女人们对约瑟芬皇后离婚的事更感兴趣。这一群保王党人不但在庆祝一个人的垮台，而且还在庆祝一种准则的灭亡，他们相信政治上的繁荣已重新在他们眼前展现开来，他们已从痛苦的噩梦中醒来了，他们又重新开始生活了。
一位老人站了起来，他胸前佩戴着圣路易十字勋章。他提议为国王路易十八的健康干杯。这位老人是圣·梅朗侯爵。
这一杯酒使他们同时联想到了在哈威尔的放逐生活和法国的绥靖王，大家群情激昂，因此又引起一阵议论和欢呼。他们以英国式的礼仪纷纷举杯，太太小姐们则把挂在她们胸前的花束解开来，散花女神般地把花撒了一桌。一时间，席上气氛热烈充满了诗意。
圣·梅朗侯爵夫人是一个眼睛干涩、嘴唇很薄的女人，虽然是已有五十岁了，但看上去仍有贵族气派，她说：
“如果那些革命党人在这里就好了，他们该明白，是他们把我们赶走的，在这恐怖时代，他们用一块面包就买下了我们这些古老的宅邸，而反过来，我们却心安理得地让他们在那里策谋造反；他们该明白，我们表现出的，才是真正的忠诚，因为我们自愿追随一个没落的王朝的命运，而他们却恰恰相反，他们只知道对一个初升的朝阳顶礼膜拜，是的，是的，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为之牺牲了官位财富的这位国王，才真正是我们‘万民爱戴的路易’，而他们那个篡权夺位者却永远只是个被人诅咒的‘该死的拿破仑’。我说的对不对？维尔福。”
“您说什么？侯爵夫人。……实在抱歉，我没有听您说话。”
“哎，侯爵夫人！”刚才那个提议祝酒的老人插进来说，“别去打扰那些年轻人吧，他们快要结婚了，该说说话，当然不想谈政治了。”
“请原谅，母亲，”一个年轻的美人说道，她的头发呈金黄色，一对睫毛浓密的眼睛水灵灵顾盼如珍珠般闪亮，“我刚才缠住了维尔福先生，以致使他没有听到您说的话。好了现在您跟他说吧，而且您爱谈多久就谈多久。维尔福先生，我请您注意，我母亲在跟您说话呢。”
“我刚才没听清楚，如果侯爵夫人愿意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我将悉心作答。”德·维尔福先生说。
“算了，蕾妮，我饶了你。”侯爵夫人说道，在她那张干瘪的脸上绽出一个令人惊奇的温柔的笑靥。
女人的心就是这样，无论在持偏见者的闲言碎语之中，还是她本人在坚定的党派立场上变得多么不留情面，它还总留有宽厚、善良的一角，这是上帝特地给母爱留下的一席之地——“维尔福，我们原谅您……我刚才说，波拿巴分子丝毫没有我们那种真诚、热情和忠心。”
“啊，夫人，他们倒也有这些品德的替代品，”青年回答说，“那就是狂热。拿破仑是西方的穆罕默德，他的那些庸庸碌碌却又野心勃勃的信徒们对他推崇备至，他们不仅把他看做一个领袖和立法者，还把他看做平民的化身。”
“他！”侯爵夫人喊道，“拿破仑，平等的象征！上帝啊！那么，您把罗伯斯庇尔先生又比作什么？我觉得您把他的头衔偷来给科西嘉人了；而我觉得，有一次篡位的事已经足够了。”
“不，夫人，”维尔福说道，“我把每个人都放在恰如其分的位置上：罗伯斯庇尔的归宿之地应该是路易十五广场上的断头台；而拿破仑的归宿之地则该是旺多姆广场的廊柱；区别在于前一个降低了平等的水准，后一个则抬高了平等的地位；前一个把国王们压低到断头台上，后一个却把人民抬高到皇座上，”维尔福笑着补充道，“我并不想说这两个人就不是下流可鄙的革命者，也不想说热月九日（即1794年7月27日）和一八一四年四月四日对法国而言不是两个幸运的日子，不是同样值得热爱秩序和王朝的朋友们庆祝的日子；我只是想说，拿破仑虽说跌倒后再也爬不起来了——但愿如此——但他仍拥有众多的狂热信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