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情还要从源头说起。自从1931年的9月18日，9月18日夜，日本军队制造“柳条湖事件”，以此为借口炮击东北军北大营。东北边防军的统帅，东北保安总司令张学良张少帅，一方面在蒋委员长的不抵抗的电令下，一方面也是不想消耗自己的实力，从北平下令东北军部队对日本军队的侵犯不得予以抵抗，沈阳一夜间失守。此后，十几万装备精良的东北军陆续从东北撤入山海关内，只有黑龙江的马占山将军坚持抵抗，不肯投降。1933年1月的榆关抗战，仅仅三天，山海关失守，东北军守军几乎全军覆没。2月21日，热河抗战爆，东北军系统的热河省政府主席，55军军长汤玉麟几乎不战而溃，3月4日，承德失守，热河抗战失败。为了承担责任，同时也是躲避国人给他的不抵抗将军的名头，3月11日，张学良通电下野，并表示自己是“以巩固中央，统一中国为职志”。回国以后的张学良张少帅，一举从对日妥协派转变成为对日主战派。可是，蒋委员长对他所统帅的2o余万东北军部队并不放心，尽管东北军数年以来为他东征西讨，死伤无数，可是毕竟不是自己的嫡系，用起来不放心，所以，蒋委员长还是要想办法削弱东北军。于是，1935年的下半年，除了53军万福麟的部队以外，东北军部队全部调往陕西，奉命参加剿共。
虽然，东北军部队的装备在当时的中国，除了中央军内的精锐以外，没有比得上的，但是，犹如浮萍一般失去了自己的根的东北军官兵，对于剿共实在没有多少热情。相反的，随着离开老家的距离越来越远，时间越来越长，东北军自上而下，大多数人都厌倦了这种如同流浪的生活，时刻思念自己的家乡，在日本关东军铁蹄下的父老乡亲。流亡关内的东北学生也不断上书张学良，要求他向中央请战，带领自己的子弟兵打回老家去，不再继续流浪。加上蒋委员长在东北军撤退入关以后，不断的从各方面限制削弱东北军，给予各种不公平待遇，东北军官兵和几十万家属生活艰难，越加重了东北军官兵对南京政府的不满和愤怒。东北军部队剿共战事不利，先后损失了三个完整的师，蒋委员长不但不给予补充，还撤消了这三个师的番号，这使得一向服从紧跟蒋介石的张学良，也对自己的把兄产生了不满。
就在张学良对自己和东北军的前途未来感到彷徨的时候，**通过释放的东北军团长，张学良贴身侍卫出身的高福源，向他传达了合作抗战的意愿。经过3月在洛川和李克农的商谈，4月在肤施(今延安)与周恩来秘密会晤，达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协议。6月15日，张学良在西安成立“王曲军官训练团”，自任团长，向东北军的青年军官宣传东北军复土返乡、团结抗日思想。6月22日，张学良公开表《中国出路唯有抗日》演说，表明自己的抗日决心。8月29日，闻讯国民党特务逮捕东大学生代表，张学良派卫队营包围和查抄了陕西省党部，即为“艳晚事件”。9月23日，张学良回电蒋介石，谓“欲救亡图存，复兴民族，良以为除抗日外，别无他途”。与此同时，同样对剿共前途感到怀疑失望的十七路军总指挥，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在现张学良的意图以后，两人迅达成共识，要力劝蒋介石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集中力量，对付来自日本的威胁，避免亡国命运。1o月22日，蒋介石由南京飞抵西安，严令进剿红军。张当面表示反对，并提出，一致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遭蒋训斥。1o月29日，张学良飞到洛阳为蒋介石祝寿，劝蒋联共抗日，遭蒋怒斥。11月27日，张学良上书蒋介石，请缨抗战，遭蒋严词拒绝。12月2日，张学良飞抵洛阳见蒋，要求释放抗日救国会“七君子”。这些举动使蒋介石认为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政治态度很可疑，让他们继续在西北剿共，不但收不到实效，还有被赤化的危险。于是，12月4日，蒋介石抵西安，调集嫡系部队进驻陕甘，亲临西安督促“剿共”，逼迫张、杨进攻红军，否则就将张扬部队调离拆散。张学良与杨虎城再次进谏，张学良甚至声泪俱下，向蒋介石哭谏，苦陈抗战之必需，但遭到蒋的严词训斥。当西安民众得知蒋在西安时向蒋游行请愿要求实施抗战时，蒋命令张学良对爱国请愿群众用机枪扫射进行严酷镇压，使张学良深感不解和痛苦。为了保护群众，张学良向群众保证将用自己的行动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才劝阻了群众继续前进，避免了一场惊天血案的生。这一事件，加剧了张扬对蒋错误政策的不满。张，杨见用尽任何办法劝蒋都无效，不得已决定实行“兵谏”。12月11日，张学良再赴华清池向蒋介石哭谏，毫无结果。
在多次建言无效的情况下，为了实现抗日目的，张杨的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动了西安事变。张学良出动自己的卫队师——1o5师，一路前往华清池，抓捕蒋介石，另一路前往西京招待所，逮捕住宿在这里的南京政府军政大员。至清晨，事变成功。蒋介石和高级党、政、军官员陈诚等1o余人被拘押。张杨随即通电全国，昭示扣蒋的唯一目的是促进抗战，并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等八项抗日主张。
消息一经传出，顿时反响强烈，除了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等少数，国内大部分势力都认为张杨的行动不合法统，要求立即释放蒋介石，向中央请罪。在如何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