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在战争期间大多数接触过中**队的美**官都对中国的士兵和基层指挥官有着很好的印象，但是对于那些高级军官的印象嘛，就实在不能算好了。
过了不久，兰姆加尔的中国部队从军装、皮靴、钢盔、背囊，到步枪、冲锋枪、机枪、火炮和车辆，全都换上了美式装备。训练中心的医院，为受训官兵提供了较好的医疗服务，接种了预防霍乱、伤寒、天花等传染病的疫苗，伤病情况明显减少。英国人提供的伙食虽算不上太好，也并不合乎中国人的胃口，但米饭、面包和牛肉罐头却能保证每天饱食三餐。一段时间下来，长期营养不良的中国士兵平均体重增加了近2o斤。整个部队士气高昂，战斗力明显提高，面貌焕然一新。
但是，史迪威的目标，是要在1943年1月起反攻缅甸战役之前，在印度建立起两个齐装满员的陆军师和其他特种保障部队，目前的9ooo人是无法达到这一要求的。最高统帅虽然已经答应向印度空运5万部队，但实际上这项工作在当时并未立即付诸行动。为了打动最高统帅，史迪威把中国驻印军训练、装备、演习情况的大量照片和一段纪录片送给最高统帅，果然使他十分满意，他立即批准了向印度空运补充兵员。到1942年底，中国驻印军已达到了3·2万人。新38师和新22师，每师1.25万人，各辖有3个步兵团，3个炮兵营，1个工兵营，1个辎重营，1个通讯营及其他配属分队。此外，还组建了3个炮兵团，每团36门1o5毫米榴弹炮；2个迫击炮团，每团48门15o毫米重迫击炮；1个汽车团，有4oo辆载重汽车。中国驻印军已成为一支火力凶猛，机动性较强的战役突击部队。
当然，在中国驻印军的训练和整编过程中，也并不是一帆3顺的。作为有长期在中国任职经历的史迪威将军非常了解国民政府军队中军官们常用的虚报冒领、克扣军饷“吃空额”等**现象。作为一名纯粹的职业军人，他对这种丑陋的现象可以说是深恶痛绝。为杜绝这些情况生，保护基层官兵的利益，他建立了“补给到连，供应到人”的后勤保障体制，特别是坚持以集体点名的方式，直接把津贴费放到士兵手中。这一做法，受到广大基层官兵的拥护和欢迎，而一些高级军官却对此耿耿于怀。罗尤青到印度就任副总指挥之后，要求由他来“总领”驻印军官兵45万卢比的军饷，遭到史迪威的严词拒绝。这成为史迪威和罗尤青之间爆一系列冲突的重要原因。不久，在史迪威的坚决要求下，最高统帅不得不调走了罗尤青。
在罗尤青看来，自己总领了军饷以后，再按照国内的军饷标准放给官兵们，这是十分正常的。只要军饷能够按时足额放了，那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在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国驻印军的军饷并不是按照国内的军饷标准放的，而是依据美军的军饷标准的七成放的。由于美军的军饷标准在当时的世界各**队军饷标准里是相当高的，即使是打了七折放，也远远比国内实行的军饷标准要高得多，甚至连放双饷的第74军也远不能与此相比。所以，如果由罗尤青总领以后，他就可以从中获取相当大的差额。这些差额，如果被送回国内，无论怎么看都是一笔巨款。
史迪威为中国驻印军的训练和装备倾注了巨大的心血，他踌躇满志地准备在翌年初便起夺回缅甸的反攻战役，以重新打通滇缅路，扩大对华援助，增强中国战场的对日作战力量。但是，他完全没有料到，就在他苦心说服最高统帅接受他的建议的时候，罗斯福的经济顾问劳克林·柯里却在华盛顿从背后捅了他一刀。
柯里在访华期间虽然支持了史迪威的基本立场，但两个人对中国政府和中美关系的看法却存在着明显分歧。
史迪威在写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十分尖刻地认为：“国民政府可能把美国当成傻瓜来捉弄；这个政权敷衍塞责，言而无信；它虽然期望同盟国胜利，但却不尽自己的本分去努力争取胜利，而企图到战争结束时囤积一大批军火，以维持他们的统治。”因此，他主张以美国的租借物资为交换条件，迫使重庆国民政府进行军事改革和积极对日作战，“否则最高统帅就会把大量的美国援助囤积起来，最终用来对付gcd和国内的其他敌手。”他提出，美国政府必须了解中国的政治现实，以免上当。
柯里却抱有不同的看法。他在回国后于8月24日写给罗斯福的报告中认为：“我们有着难得的机会对中国乃至亚洲的展施加影响。据我看来，在军事上和外交上充分支持最高统帅，完全符合我们国家的利益。我认为，我们不需要对这种支持附加任何条件或规定任何限制。……在他的权力范围之内，我们完全能够信赖他按照我们的愿望推行一项有力的战争政策，并创建一个现代化的和民主的强大国家。”他认为中美之间的摩擦，主要是由于史迪威和最高统帅之间的个人纷争，这个问题可以通过改变美国人在中国的活动方式和个人表现得到解决。因此，他竭力要求罗斯福撤回史迪威，代之以一位懂得“外交”、能够安抚最高统帅的人，同时，他还要求召回和史迪威抱有同样看法的美国驻华大使高斯。过了不久，柯里就暴露出了他的真实目的。他向罗斯福吹嘘，只有他本人才是美国驻华大使的最合适人选。
美国陆军部支持史迪威的观点。史汀生交给罗斯福一份书面建议，要求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