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有自己的基本部队和地盘，而且基本部队比较能打。陈辞修的基本部队土木系十八军，地盘是中央的阳线，戴雨农的基本势力军统和忠义救**，渗透到各个部门，地盘是中央的阴线，胡寿山基本部队第一军，地盘在西北，汤恩博基本部队十三军（三十一集团军），盘踞中原四省边区。
第三，都属于浙江人，最高统帅嫡系，深受最高统帅的信任。这一点使最高统帅纵容他们的展和对异己的吞并。然而，一旦功高震主，不知收敛，那就有杀身之祸。陈辞修一度红极一时，最高统帅在远征军参谋案件上一力，他便应声而倒，一年多不得翻身。
第四，都有政治头脑和野心，虽然出身军界，都热衷于向政界展。陈辞修号称袖珍委员长，后来果然一度成为最高统帅的继承人；胡寿山喜欢以古人自比，枭雄锋芒毕露；戴雨农把势力渗透到了军政两界；汤恩博呢，在四个人中最为典型，他的政治思想在“手本”中暴露无遗，并且通过递交手本，为最高统帅了解其政治抱负，甚至以曹操自居，不知收敛。
第五，都出身卑微，于最高统帅有深刻的依附关系，所以这几个人虽然都有野心，并且皆以自己可为最高统帅身后第一人自诩，但最高统帅生前，却没有能力取而代之。最高统帅对他们，也隐隐有破格提拔，以对抗何敬之等老将宿臣的思路。
这几个人中，汤恩博显然有着他独特的一面。抗战前，汤恩博在嫡系将领中没有陈辞修和胡寿山那样显眼，又不象戴雨农有着特殊的工作性质，因此，在这四个人中属于黑马。抗战对于汤恩博的变化有很大的影响。先，抗战给汤恩博提供了不错的表现舞台，使他得以表现其军事才能，并得到了四省边区这样一块自己的地盘；其次，抗战的激烈艰苦，恐怕也让汤恩博越来越不愿和日军死拼，因为死拼的部队主官固然可以得到尊敬，但实力的“存在”对座次更加重要；第三，汤和戴一样，对国际形势有较清醒的看法，是**中比较早的认识到日军必败的人物，因此抗战后期“等胜利”的思想比较严重。
于是，汤恩博在担任四省边区总司令以后，数年之间对日作战消极，只是通过大修工事组织防御，他的主要精力，集中到了展自己的实力，拉拢胡寿山，戴雨农组成势力集团，积极为最高统帅身后的继承问题打通道路，与何敬之派系，土木系等针锋相对，汤司令变成政客了。
一个军事将领的政客化，往往就是他军事生涯的终点，抗战胜利之后的内战中，**的将军们中盛产政治家，可就是忘了怎么打仗。
何况汤本身的政治素养，决定了他在这方面难有作为，比如一度和他火热的戴雨农，就对手下说过–“胡寿山在关中要学左宗棠做西北王。没有料到汤恩博做了中原王还不满足，竟想学起曹操来了。我劝他英雄本色是应该有大志的，但功高压主决无善终之理。”最高统帅可以容忍左宗棠，但恐怕容不了曹操，从最高统帅的手段看，汤恩博若无中原惨败，难有善终。汤恩博对政治的看法就是实力，具体地说就是兵力，因此他在中央除了最高统帅的宠信外并无多少势力。汤恩博在四省边区，虽然没有积极的作战，却大肆扩充兵力，补充团，补充旅等部队到处建立，形成了足有四十万人的军事集团。实际上，这种良莠不分的做法，正给自己带来了灭顶之灾。
这是因为兵多，并不意味着战斗力的增强，中原会战汤恩博部新扩编的部队战斗力极差，一触即溃，真正打仗，还要靠汤恩博的老部队，扩军效果可谓微乎其微（当然如果没有日军的进攻，抗战结束后，这支部队会成为汤恩博的一大政治资本）汤恩博部在抗战开始，以精兵称雄，此时率领战斗力参差不齐的四十万大军，机动迟缓，纪律混乱，装备不一，对汤恩博的指挥能力是极大的考验。事实上，汤恩博在这个考验面前得分没法说很高，抗战后期的汤恩博对政治更加敏感，对军事的灵感已经烟消云散，这个缺点在解放战争中越的厉害。
日军4月13日开始中原作战，5月6日就打通平汉线北段，完成主要作战任务，除许昌，洛阳（打到17日）抵抗顽强外，汤军团的表现只能用“崩溃”来形容。当时的日军是不是不可战胜呢？其战斗力虽然强大，其实也不尽然。日军进攻到河南南部，灵宝会战中，仅有几千人的马法五的“白头军”，也就是以前的庞瘸子留下来的部队，装备远不如汤恩博部，却能够取得比汤的部队好得多的战果，连日军旅团长木村千代太也被击毙。所以，汤恩博部的溃败如果仅仅归结于日军过于强大不够公平。汤恩博扩军无度，但是兵多，需要的补给，装备就多，给中原地区增加了沉重的负担，造成当地人民与汤恩博部队的对立，也严重的影响汤军官兵的士气–连保境安民都做不到，士兵们不知道为何而战……迅扩编的部队纪律性差，战斗力弱，战斗中争相奔逃，给本来能够作战的部队也带来了“雪崩”的影响。据说，汤的部队在河南和日军交手被打惨了，豫西民间武装和汤军冲突，只要有几个会日g的民团大喊几声，汤军就蜂拥败退。
对军政关系认识的粗糙以及在实力问题上的短视，给汤带来了苦果。和日军对峙数年，军事上的准备却不足，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