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左宗棠的支持，胡楚元渐渐觉得生活又重新变得美好起来，身上的压力也小了很多。
虽然不可避免的，他必须参与到晚清的政局斗争中，可是呢……风险大了，他的机会也就更多了，不仅有机会救国强国，也有机会完成自己的所有愿望。
譬如，和李鸿章扳一扳手腕，和盛宣怀斗一斗商战的玄机。
譬如，掐死日本，击溃沙俄。
胡楚元当然不是一个纯粹的十八岁少年，他也有过自己的经历，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过去的一切都是他的经验和阅历。
“江南商行”这个想法在他的脑海中也酝酿了很久，并不是真的突然冒出来。
他的想法是以胡家目前的产业为根基，将胡家的丝行、米行合并，让柳成祥负责，尽量在江浙的每一府、每一县都要选择最好的铺位，更要选好仓库，仓库一定要够大，够方便，利于运输。
另一边，他让谭义云先将江南商行的招牌挂起来，经办米市，准备向北方运米。
因为只有三条路，山西的灾情最重，必然要去一条路，剩下两条路，在和谭义云商量，胡楚元将两条线路都集中在山东，一条从烟台入港，在烟台和威海一带发展，另一条从青岛、日照入港，向莱芜、潍坊发展。
他也让人在各地其他商号的茶庄、盐肆中挖人，并编写一些很简易的茶业、盐业、米业、丝业手册，但凡是识字的伙计每人一套。
就在他筹办这些事情的时候，浙江盐业忽然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浙江巡抚梅启照彻查盐务，一次抓出了四十多名盐政贪吏，违法贿赂的盐商则有十多家，台州、温州、宁波、嘉兴四地被查封的盐肆有六十多家，大小商号倒闭无数。
左宗棠也听到了这个消息，事实上，在消息传遍浙江之前，他就已经知道。
这件事既出乎他的意料，但也在情理之中。
他想动用盐业税收来弥补湘军军饷的事，在整个江浙的官场中流传了好一会儿，江淮盐运使黄立彬是李鸿章的同乡，江苏巡抚吴元炳不敢擅动，可吴元炳毕竟是有派系的，左宗棠轻易也不愿动他。
这恰恰就是左宗棠难办的地方，他迟迟留在杭州，就是想让吴元炳自己识相的挪个位置，给他空间来操办此事。
左宗棠没有想到，浙江巡抚梅启照倒是先动手了，给了他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就在得知消息的这天晚上，左宗棠就亲自写了封奏折，首先称赞梅启照这个事情做的非常好，其次，他要求全面彻查两江盐务。
政治上的事情从来没有一件是能一蹴而就的，想要操盘整个江浙的盐政，即便是左宗棠也得一步步的走。
等到了八月中旬，朝廷经过几轮朝议，决定将吴元炳平调至江西巡抚补缺，平调陕西巡抚谭钟麟任江苏巡抚，协钦差大臣吏部侍郎锡淳共同查办江苏盐政。
谭钟麟是湖南人，更因为有了左宗棠的推荐才受到重用。
钦差大臣吏部侍郎锡淳是个满人，“巧合”的是他和谭钟麟都是咸丰六年二甲进士出身，两人不仅有同年之谊，在翰林院同任修编时的私交也不错。
两人到了扬州就开始稽查盐政，淮北淮南的盐官死伤一地，查的比梅启照还要狠，安徽籍的江淮盐运使黄立彬疏于政务，收受贿赂，就地革职查办。
九月，谭钟麟上书表奏，提议改用统销限价法取代现有的盐票法，各地总督等的就是这个机会，纷纷上奏赞同，巡抚们敢怒不敢言。
盐票法虽好，却一直控制在巡抚和盐运使的手中，总督们掌管两三省的军政，唯独拿不到盐政实权，当然着急。
到了光绪四年，十月初，朝廷议政结束，同意先在两江、闽浙五省实施统销法，两地总督自行决议监察。
此时，江南商行早已正式开办，大量从湖广、安徽、江西、江浙运米北上，在日照、青岛、烟台一带售粮，没有钱则拿地契换粮。
换到地契之后，商行通过在地方寻找的合股富绅发放种粮，谷子、高粱是肯定来不及了，只能发放玉米，要不然就直接种春小麦。
其实，灾荒并不可怕，怕的是农民将来年的种粮都吃光了，那明年也没有粮食种，即便气候转好还是一片荒芜。
这笔生意的风险是极大的，山东一带的情况都还不错，算是赚了一大笔钱……钱没有，田地则是以百万亩计算。
商行在各县都派了一名掌柜，因为人手不足，基本都是临时从地方聘用，由这些熟悉地方情况的掌柜挑选人丁兴旺的中小富农，和他们合股办粮社、米庄。
山西那边的情况就很糟糕，到处都是逃荒流亡的饥民，六百万斤的粮食运到晋中县城之后，湘军和绿营兵都不敢出城……外面都是等着抢粮食的饥民，出去就是大乱。
米行的生意或许还能算是赚了，胡楚元在夏丝收购上则是不折不扣的摔了一跤。
由于各地炒生丝的人太多，价格离谱，胡楚元又将手里的资金拿出去大半做米市生意，只是很勉强的在杭州和金衢盆地收购了21万斤夏丝，还不到江浙夏丝总产量的1/10。
一时之间，整个江浙都在谈论此事，坊间流言，都说胡家怕是要家道中落了，长子胡楚元怯弱无能，能耐比胡雪岩差了太多。
流言四起，胡楚元也不解释。
他只知道一件事，那就是各家洋行和内地丝商们迟迟未能达成一致，夏丝收购战极其惨烈，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