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是个天灾频繁的时代，这时候地球正在进入“小冰河时代”——自冰河时期以来，地球温度的另一个最低点就出现在宋代。因为灾难的频繁，宋代厢军机构不得不持续扩容，以收纳不断产生的灾民，到了宋代中期，厢军越来越臃肿，于是有了王安石裁减冗兵的“变法”。
朝廷实行新法后，大部分非校阅厢军其实并没有裁减，实际上，为了应付“熙宁开疆”的战争，朝廷反而扩大了校阅团练的数量——比如陕西枪手（长枪手）以及步弓手（弩兵）的数量。不过，他们数量虽然扩大，质量却在下滑。没办法，朝廷的大政策是裁减冗兵嘛，既然数量减不下来，在物价不断上涨的情况下，那就减少财政拨款，这也是一种“裁减”吧。
结果，校阅厢军拿钱少了，兵变越来越多。于是朝廷又需拿钱出来镇压兵变，导致军费总支出不断增加……
一般，非校阅厢军的薪水由地方自筹，由地方负担，朝廷一概不管。而理论上，这群厢军负担的是地方上修桥铺路的工作——时穿雇用厢军修路就是地方政府对厢军的一种使用方式，貌似这种情况下，也该由地方上负担他们的费用。
可惜，这里面有一个关键，常常被政事堂的官员所忽略：一般来说，灾难发生的时候，那些贫困地区对灾难的承受能力，以及赈济能力往往最差，唯有富裕的地区，才能经受住小病小灾的考验。
大宋两百余年了，灾民们也学聪明了，一旦有灾难发生，立刻结伴往富裕地区逃窜……开玩笑啊，平常想去富裕地区打工，总是凑不够路费，如今什么都不用操心，一切都由官府承包了，只要能跑到地头，暂时找不到工作也不用发愁，反正地方政府管吃管住。
恶性循环下，两百年的大宋在这个时候逐渐变得步履阑珊，那些富裕地区常常要负担超过本地人口几倍的厢军与流民，时间久了，谁都受不了，所以地方政府对于厢军的照料越来越敷衍。
通常，当灾难发生的时候，为了防止大的动乱，地方上的富商以及乡绅常常会联合起来，捐赠一笔钱，一部分用来编练本乡本土的社兵包围家园，另一部分则交给官府，以赞助官府收容流民编练厢军的需求……但这之后，地方上的乡绅觉得剩下的事情应该是官府的事儿了。
可地方上的官府也冤啊，地方上增加税收，那是自己的政绩，减少税收就要影响仕途，如今要拿出大量的税收养活厢军，政事堂对这一切不管不问，搁谁谁也不愿意啊
所以，到最后厢军就保持一种最低成本的运作，当地官府提供吃不饱的酬劳，积极鼓励流民返回家乡，或者在当地自谋出路，这种方法在当地经济进入良性循环的时候还好说，大量的劳动力被蓬勃的商业迅速吸纳了，而后大量的商品被生产出来，反过来刺激税收的增长，地方官府也因此获益。
但如果这一切反过来，那就不妙了——自从白莲教教匪作乱以后，作为中国历史上最顽固、最神秘的宗教，白莲教在流民中并没有绝灭，而海州的市况有因为寒冬的影响，导致茶叶贸易萎缩，土地干旱造成农产品锐减，无论农税商税，这一年海州的情况都不妙。于是官府对厢军的供养也更加苛刻了，而厢军在有心人的煽动之下，也开始此起彼伏的“自谋生路”。
国人都是比较排外的，厢军本来就是外来户，再加上他们多少有点手脚不干净，于是本地人常常制定一些歧视性政策，比如禁止厢军随意进入村落，有工作宁愿先雇用本地人也不考虑这些外来户。而厢军感受到这种歧视，他们心中的怨气也就更加高涨了，如果有机会，他们并不介意给本地人制造一点麻烦，好处一口心中恶气。
面前这伙被包围的前厢军人员，其实还没有到过不下日子的地步，大宋朝的福利待遇比较好，因为占城双季稻的引进，虽然天灾频频，但终大宋一朝，饿死人的现象很少出现。所以地方政府再苛刻，厢军们吃饱肚子没有问题，只是他们手头很少有钱而已。
但是大宋是一个享乐主义盛行的时代，是古代中国商品经济的顶峰，在大宋吃饱肚子算不上什么，手头无钱那才真是困窘，如今没钱又没有打工的机会，所以这一年海州的厢军，只要找见机会就聚众抢劫。
据说，有人统计过大宋记录在案的兵变，新法实施之前，基本上是每两年一起；新法实施之后，基本上每年两起之上。而稍稍不好的年景里，年度发生十余起兵变那也是常事——这还是记录在案的。
大宋编练流民成为厢军，虽然减少了流民作乱的机会，但反过来也让流民有了组织与纪律，眼前这伙流民就是三个都叛乱厢军的残余，他们起事之初，有人抢了点小钱立刻悄悄溜了，也有人吃饱肚子后转而向官府首告，出卖同伴的行踪，以期获得官府的赦免……
来来回回的，兵变厢军只剩下眼前这三十名——当然，这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