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海皓和宋莹采访之后，一连两三个月的时间，风平浪静，什么事情也没有。林振华原来以为，两位记者采访回去之后，肯定会发一篇稿子，但等了两个月，也没等到，林振华也就逐渐把这件事情给忘记了。他想，也许徐海皓是出于保护他的目的，把这件事压下来了吧。
林振华不知道，就在他忘记了这件事的时候，在千里之外的北京西郊，中央党校的一间教室里，他林振华的大名，正在被一群官员们反反复复地念叨着。这些官员都是来自于各地经济管理部门的中青年干部，级别主要为副厅和正处，都是各级部门重点培养的后备人才。他们正在讨论的，是由老师提供的一份内参《汉华机械厂劳动服务公司承包制改革试点观察》。
这份内参，正是出于徐海皓之手，他用写实的手法，介绍了林振华承包劳动服务公司的过程，把厂里方方面面，从领导到普通职工的意见，都一一如实写明了。在这份内参中，最为敏感的莫过于两个问题，一是林振华该不该拿高额的承包费，二是林振华希望把承包费重新投入企业，同时拥有企业的股份，是否符合社会主义原则。
“我认为，林振华的行为，是严重的拆社会主义墙脚的行为。”一位处长气愤地说道：“这位所谓的改革家，其实不过是一个隐藏在我们体制内的资本家。他的目的，在于利用国家的财产，进行自己的原始积累，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他就要露出他的獠牙，把人民的资产吞进他的肚子里去。”
“卢处长，我觉得你这个观点有些左了。”另一位处长反驳道，“中央不是一再强调吗，要提倡大胆地改革。我认为，承包制这样一种方式，既然可以在农村取得良好的效果，为什么不能推广到城市来，推广到我们的国营企业改革来呢？”
“老魏说得对，更何况，我看这个案例里面说到，这个林振华所承包的，并不是国营企业，而是大集体企业。大集体本来就是劳动群体集体所有的，它的分配制度，是可以灵活多样的。”又一名学员说道。
“我倒是支持卢处长的观点。大家要看清楚，林振华现象的关键，不在于他拿了高额的承包费。好吧，我们姑且认为按照多劳多得的原则，林振华完成了承包承诺，多拿钱也是合理的。但大家注意，他并没有把钱拿去进行个人消费，而是要求把钱投入劳动服务公司，用于购买机器设备，并且向厂里提出要根据自己的出资而拥有股份。这不就是要当资本家了吗？”
“上次北大的厉老师来讲课的时候，不是谈到关于股份制的问题了吗？咱们国家现在建设资金严重短缺，鼓励个人投资，有什么不对的？”
“你把社会主义制度放到哪去了？如果个人可以投资了，国家不就变成资本主义了吗？”
“个人的投资再多，能和国家比吗？咱们国家仍然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个体经济只是一个补充而已。我断言，就算把政策放开30年，个人资本占整个国家资本的比例也不会超过10的，公有制占90以上，怎么能算是资本主义呢？”
“……”
今天的人们，也许根本就无法理解当年的这种争论。在当年，思想上有形无形的禁锢，在今天看来简直可以用荒诞来形容。几十年后，社科院的一位博导曾经回忆说，当年他在做博士论文的时候，打算写一个关于劳动力市场的问题，他的导师马上警告他说：这是雷区，绝对不能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是国家的主人，劳动力是不能作为商品的。如果他敢这样写，慢说拿不到学位，恐怕连人身自由都要丧失掉。
在安徽芜湖，傻子瓜子大王年广久雇了12个工人，顿时引起一场轩然大波，一群理论家们拿着马克思的原著论证道，雇工超过8个人，就属于剥削。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出现了剥削制度，这还了得？关于年广久是否在复辟资本主义的问题，甚至一直闹到了中央的最高层。
也就是在决策层、学术层小心翼翼地探索着这些雷区的时候，数以万计的普通劳动者，正在以前仆后继的勇气，投入到这场改革大潮中来。他们的实践，远远地走在了理论和政策的前面。
在浙江台州，一群农民再也无法忍受私营合伙企业非要戴一顶“乡镇企业”红帽子的格局，向温岭县社队企业管理局提交了注册私人合伙企业的申请。生产科科长陈心鹤老人在这份申请上盖下了一个鲜红的印章，他不知道，正是这个印章，让他成为中国股份制改革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人。
在苏南，早在政治风波正酣的1969年，华西村的一群普通农民，就已经悄无声息地开始了创业。到1978年，华西村已经拥有了100万元的固定资产和100万元的银行存款。30年后，这个华夏最富裕的村庄斥资60亿，建起了一座118层的高楼。
就在距离中央党校只有几公里远的中关村，中科院第一批10名教授级研究员中的一人，核聚变专家陈春先毅然下海，在一间仓库里建起了国内第一个民营科技实体——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他做的第一单业务，是帮海淀的一个街道小厂解决了一个电源上的小问题……
平庸的学者们还在抱着《资本论》或者《货币利息通论》寻找着强国富民的模式，而睿智的普通工人、农民、机关干部、科技工作者们，早已扬起风帆，闯进了市场经济的蓝色海洋。
“何海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