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守素忽然坚硬起来说：“若如此，君何来议？”
“色厉内荏啊，不要紧，但你此时心中一定在想，这个办法也不错，可眼下不能激怒契丹，万万不能执行的。看以后什么情况，倒也是一个增补国用之策。不过呢，即便你认同，也不会承认的。这个把柄若是让我抓住，岂不会利用？”
杨守素一张脸气得象紫猪肝。
郑朗扭头对欧阳修说道：“欧阳永叔，他们就交给你了。”
自己说出底线，再施一个小小的反间计，接下来还是让欧阳修来慢慢磨。并且余靖一直在哼哼，将欧阳修拉进来，也省得这些人烦。
然而欧阳修屡次谈判得利，让诸多君子们产生一个错觉，先是欧阳修建议用庆州知州孙沔与尹洙来个对调，孙沔也不傻，因为一个水洛城，泾原路就象滚水在煮，上表说俺生病了，让俺休息。
于是有人请以狄青知渭州。
余靖听闻此事，立上一奏，很长，分成四大段，两大段夹七夹八的议论水洛城，四大段议论狄青，说泾原路原在陕西最为重要，自范仲淹不敢独当，岂狄青粗暴之辈，所能专任？
听着余靖在喷口水，赵祯无奈的看了郑朗一眼，果然被郑朗说重。于是下诏让王素知渭州，孙沔继续知庆州，而尹洙则变成了知晋州。
至此，范仲淹、郑戬大获全胜。
但赵祯终于等不下去，不能再让这群君子哥们折腾，但他还是沉着气，向二府提出五个问题。
合用何人，镇彼西方？
民力困弊，财赋未强。
军马尚多，何得精当？
将臣不和，如何制置？
躁进之徒，宜塞奔竞。
实际条条是针对范仲淹手下君子党与新政的。
合用何人，镇彼西方，这与第四条有关连，郑朗已经清楚地提出，陕西有许多能派上用场的名将，可没有用好。然韩琦与范仲淹一直没有说，一个水洛城便吵起这样子，这样下去，若有大事发生，如何了得？
范仲淹与富弼、韩琦协商，起草答书，元昊派人至阙，名体稍顺，虽戎人难信，也可以权宜。如翻覆未宁，当择节制之帅，若和好且合，派镇抚之才，经度边陲，以防来患。元昊心意还没有摸清楚呢，这个镇彼西方的人不便产生。
新政之初，说几月天下大治，可现在民力困敝，财赋也没有好起来，甚至连商税不敢逐步减回原来的税率，其他诸税一样没有少，老百姓继续过着苦逼的生活。
其中还有郑朗的调节之功，否则天下更困。为什么？
范仲淹逼得没有办法，只好说，臣等议之，国家革五代诸候之暴，夺其威权，度支财用，赡养天下之兵。这才导致时间越长，赋税越重，边事一起，调率百端，民力愈穷。农功愈削，水旱无备，税赋不登，减放之数，动辄百万。不能怪俺，要怪俺两位祖皇帝的制度。还不敢明说，含蓄地推卸责任。但当初说过话的，能解决。于是说出解决办法，选举良吏，务本安农，修水旱之防，收天地之利。严著勉农之令，使天下官吏专于劝课，百姓勤于庄稼，数年之间，大利可见。又山海之货，本无穷竭。但国家轻变法令，深取于人，商贾不通，财用自困。朝廷须集议，从长改革，使天下之财，通济无滞。又减省冗兵，量入以出，则富强之期，便有望矣。
终于认识了要从长改革，不可能几个月天下大治。
也看到裁兵会节余大量费用。可关健如此大规模的裁兵，甚至包括诸多法令，如何善后，与范仲淹的庆历新政无关，即便有关系，他们仅提出裁兵，然而按照他们那种方法，赵祯可不可能同意大规模裁去这么多老弱病残兵士？
宋朝税赋收入在转移，庄稼仅是一个方面，从农民身上剥削，终是有限的。再者，各项法令条款呢？
赵祯看到这个答案，生生气乐了。
没有比较不知道，也许只知道不满意，但有一个比较，就能清楚看到他们缺陷在何处。看看一个两税法，再三的平衡，配合于种种细致的法令条款，甚至都利用他这个皇帝。不怪，为了国家，那怕是他这个皇帝也能利用。这才是变革之道。但范仲淹算是什么答案？
士兵是很多，这次裁得狠，仍有一百零几万庞大的军队，若是将保丁，以后的土兵再加上边境的义勇与弓箭手算上去，还要加上近六十万人。宋军在陕西表现不错，可看看去年起义时的表现，又打回了原形。
这个答案郑朗也说出部分，精兵，练兵，嘉奖，择将才统之。
韩琦与范仲淹只好再奏，陕西八事，修完边寨，土兵愿意守寨移为边军，土兵冗弱减放归农，东兵入次边以就粮草，有事宜赴边，缘边弓箭手筑堡居住，差人看山川要害，兵二万骑三千备攻战，夺敌横山要害之山，据险修寨。又奏河北五事。
有的赵祯也同意，有的赵祯狐疑，但为什么到现在才说？
将臣不和，郑朗说得更清楚，是文臣无法无天，产生的结果。但让范仲淹扯到许怀德与张亢上，将佐当中，性情不类，爱恶相攻，全部主帅抚遏，随才任用，使各得其所，则怨恶不生。故长帅之才，不敢轻易选用。与文臣没有关系，全是武将的错。
赵祯看到这里，再次气乐了。
最后一条，躁进之徒，宜塞奔竞，就是直指君子党本身的，范仲淹没有办法回答，只能往别的地方扯，躁进怀贪之人，何代无之？朝廷辨明而进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