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宣统皇帝登基后不久，宋彪签署了新的军令，正式批准了东北新军的第四次扩编，开始从旅扩师，自封自设的成了东北新军和东三省民防军总司令，从军座变成了总座，麾下新军向着二十万规模的扩张，各地巡防部队和民兵总数要求达到30万人的规模。
当然，新军总规模还是“号”四镇加本部两个步兵协、两个骑兵协、两个炮兵协，其他新军则“号”民兵大队，和清政府在关内“号称”十六镇新军加十六个混成协相比还是很少的规模。
宋彪现在很有钱，东北新军在1908年的军费完全够造两艘无畏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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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经济在这几年的飞速增长看似很惊人，国民生产总额、进出口贸易总额、货币流通总量、银行存贷率、人均粮食产量、人均耕地……这些看似现代专业化的数据都是虚的，根本就不重要。
东北新政的各种理论似乎也很漂亮，其实，东北新政就只有一个大目标——将东北（含内蒙东部）3亿亩耕地都种上庄稼，8亿亩牧地都养上牛马，每年再开采六千万吨煤矿，工业税收优待，让资本主义自由发展，其他都是假的。
东三省总督府和各机关都要围绕这个大目标运转。细节之处只是如何输送、分配、安置这些新增关内百姓，租借住房、生产工具、耕马铁犁、口粮良种，辅导生产等等，如何保证工业的全面。
当然，东北在农牧业和矿业的发展肯定会达到一个极限。但这都是以后的事情，宋彪也不在乎，他现在就是要税收和财政总收入，要军费和经济底子打内战。
要完成宋彪的大目标，东北就必须要解决遍及东北各地的土匪问题。对付土匪，最好的办法就是搞好民兵武装。土匪通常都是在地方极有人脉的力量，通过恐吓、亲戚、利益等关联在乡镇里颇有往来的密探，甚至在各屯子里都藏有武器，去的时候只有几十个人，到了屯子里才变成土匪。
有些屯子则是男女都是胡子，平时种地。闲时就成了土匪。
所以，民兵打土匪是知根知底，一打一个准。
在过去两年里，东三省新军和各地巡防队、民兵队总计消灭和抓捕土匪四万余人，基本肃清了奉天省和吉林省的土匪武装。剩下的土匪主要分散在大兴安岭地区，这些土匪又和蒙匪相互勾结，新军一旦进入山区，他们就悄然撤离到蒙东地区，等新军回撤之后再返回山区继续为非作歹。
随着三省的清匪战日渐结束，宋彪开始着手清理蒙匪。特别是声势越来越大的蒙匪陶克陶胡、嘎达梅林、白音大赉、丹毕坚赞四股力量。
清末之所以有蒙匪，关键的原因是开垦，随着东三省各地兴办垦务局。直隶、山东的百姓涌入东三省开垦荒地，和蒙古牧民由此就发生了剧烈的冲突，起初牧民可以将牧区租给汉人种地收租，随着逐步的发展，包括大量牧民本身也不善于经营耕种，逐渐就丢失了牧地。成为无业游民，而更多的牧民本身的牧地则大幅度缩减。汉蒙之争日夜激烈，最终导致了蒙匪的大量猖獗。
蒙匪的特殊之处就在于他们时多时少，在东三省辖区的时候能有三四千人，退回草原就变成了几十人，利用草原和你游斗，突然进攻你的时候又在几天里就激增为上百人，让你猝不及防。
所以，要对付蒙匪就必须先拉拢一些蒙古人当内应，不管是给钱，还是许诺其他各种好处，包括通过增韫等人的帮助，和蒙古地方王公取得联系，双方一起合作，互通情报，甚至是从蒙古内部大肆购买情报，安插眼线。
在过去两年间，随着宋彪入主东三省，东三省开垦事务和蒙古本地人之间的冲突既有激化，也有淡化，一方面是宋彪大量设置军牧局、军垦局，直接在地方实施军管，控制土地，清政府根本不敢和他冲突，只能任由他如此决断，而他和蒙古王公、平民之间的利益冲突是非常剧烈的；另一方面，宋彪和一部分蒙古王公、平民之间也有购地协议，缓解了部分冲突，并且大量聘用蒙古牧民在军牧局的工作，继续从事他们擅长的放牧工作，引入西方牧业管理知识，推广新牧业、新牧草和新品种的羊、马、奶牛，创办肉类加工厂、奶粉厂、织呢厂，集中建设乡镇，改善了大部分牧民的生活水平，甚至招收一部分蒙古人加入巡防队、民兵队。
宋彪一直有对付蒙匪的计划，慢慢实施到今天确实也具备了全面清剿蒙匪的基础，可他并没有急于采取军事行动，而是通过一些关系联系了四大蒙匪，给他们写了信，基本是说“有问题可以和我反应，我也会想办法为你们解决问题”，也讲了很多和西方新牧业发展有关的信息，说他还是要搞新牧业，改善牧民的生活，适合耕种的土地肯定要勇于耕种，不适合耕种的土地也要坚决发展牧业。
等了一段时间之后，四大蒙匪中的陶克陶胡主动给宋彪回信，很有英雄气概的要和宋彪在兴安盟军牧局会面，这样的请求让宋彪很有点意外，感觉这个人很有种，虽然这个人后来被迫投靠了俄国人，外**立之后又作为开国将军的地位回到外蒙，宋彪还是决定和陶克陶胡见一面，反正兴安盟军牧局是他的地盘。
因为兴安盟的巡防支队有六千多名骑兵，配备了数十名精准射手和东北新军从德国引入的最早型号的蔡司瞄准镜毛瑟步枪（gew98狙击步枪的前身），在附近区域的威慑力极大。和蒙匪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