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天所说的“全国范围远程救助”，但丁原来理解为诚?爱志愿救助服务中心有遍布全国的分支机构和广泛即时的动员能力。来当了志愿者才明白，自己的想象偏离实际情况太多。
诚?爱志愿救助服务中心只有宏业大厦七层这一处实体办公地点，直接的救助服务目前仅能够覆盖北京地区，远一点儿勉强可以延伸到天津以及邻近的河北省的城市，间或雇辆车拉上志愿者们到这些地方去，但绝对做不到绕着全国去行善扶弱。但丁将这个中心的规模与运作方式上报给小组，刑天听了他的这番叙述方恍然大悟。
不过这毕竟是21世纪，“诚?爱”巧妙地利用了这个时代的通讯传播技术与信息资源，这个占地区区两间大型办公室的中心敢于在网站首页上声明志在“联络全国性的志愿救助服务”，就因为他们不拘泥于人们传统概念中个人的或有组织的那种“面对面”的志愿服务模式，而是在保持这种模式的基础上，以无限的网络空间和丰富的数据资料，在虚拟世界中构筑了一个庞大的志愿救助体系。
网站、电子邮箱、qq群、微博、微信，甚至还有msn，“诚?爱”的工作人员与志愿者选择了除书信外的几乎所有联络手段接待全国各地来求助的人，根据对他们所遇到的困难的归类在网上逐步组成一个个凭自愿加入的群落。每个群落吸纳的人不管职业、社会地位、经济水平、所处地域存在怎样的差异，都称得上“同病相怜”。将同病相怜者们聚在一起，再为他们定下“本群落里的朋友要在志愿救助人士的组织下尽可能相互照应、相互支援”的“群规”，群落的建立者们还会鼓励有谁找到了解决大家共同面临的问题的法子就同群落里的朋友们分享，发现有谁境况窘迫便号召群落里的朋友们一起为他救急。这样一来，各群落内部均养成了团结亲密的风气，形成了较强的凝聚力。这样的凝聚力对中心人员的信心是一种极大的鼓舞，刺激着他们放开手脚更积极地投入到救助与服务中去。
并不是所有的对象都愿意加入群落，所以在力所能及的前提下，中心需要对他们进行单独的服务；即使是加入群落的对象，全靠相互支援也未必能使他们渡过难关，志愿者往往还是要出手的。只不过这时候，“诚?爱”中心在覆盖范围上的问题就会有凸显，因此针对不同地区的对象，他们的做法也不得不有所区别：对北京、天津还有河北的某些城市的服务对象，中心的人用传统的办法，依靠募捐、登门照料、面谈、在线交流、协同机构部门等不同的方式为他们解决不同的问题；而对身处“鞭长莫及”的地区的对象，除网络募捐与在线交流，其他老办法一概用不上，然而中心虚拟世界中的体系又能发挥作用了。
宏业大厦七层那间玻璃隔出的办公室内的那台电脑不断地在收录全国各地卫生、文教、社会福利方面的信息，有的已具体到县一级，有的则刚到省一级，有的连官方网站和官方微博都已记下，有的则只收入了通信地址和电话。当京津冀以外地区的对象有求于中心，这些信息就成了志愿者引导他们打开希望之门的钥匙。
但丁入职之前，心理辅导小组曾经收到一名南方的女高中生的电子邮件，她说自己从小是个“假小子”，穿着打扮性格作派都像个男孩，现今学校里有人看到她和女同学一起玩儿，便笑她是“拉拉”、“女同性恋”。恼怒之余，她却惊异地发现，和自己要好的女生确实都长得挺漂亮，而渐渐她竟有了想亲她们的冲动。她以为自己确是同性恋，可内心深处她不愿意成为这样的人，因怕被身边的人知道才发这封邮件求助。当时宋大夫出差了，两个女大学生仔仔细细将邮件读了三遍，结合这女孩对自身状况和某些细节的描述，凭专业知识判断这女孩不是真的同性恋，而是患有一种心理疾病。他们查了电脑的记录，发现恰好有一位著名的心理医师要在女孩所在城市的一所大学举办讲座，这位医师也是治疗这种心理疾病的权威。于是，两个女大学生一面劝说女孩去听一听医师的讲座，一面在群落里替这个“打算将来学心理学的女高中生”打听她能否被允许进入“在xx大学举办的一场她很想听的权威心理学讲座”的现场，有没有谁能确保她进得去。最后女高中生如她们所愿去听了讲座，回来后心情豁然开朗，又给心理辅导小组写了封邮件致谢，表示可以安心当她的“虎女”了。
相似的案例在各小组都有很多。办公室的那台电脑俨然一个巨大的数据库，志愿者们通过它打电话或者浏览网页，查询有助于解决对象难题的消息，跟踪这方面的动态，为对象指明出路，帮他们牵线搭桥，甚至在了解并遵守有关政策和规定的条件下动用一些可靠的关系，再添上一臂之力。
“照常理而言，要寻求社会帮助、解决自己无可奈何的麻烦，首选还是打110、120、119，到律师事务所咨询律师，去医院看心理医生，找基层社保、教育机关申请享受优惠政策等等常规的方法，它们的功能是硬性的，志愿机构的救助服务替代不了。”但丁上报了中心的情形，又将自己的看法说给愚公和刑天，“但是现实中总是有常规方法照顾不到的或者等不及常规方法起效的人，志愿机构的救助服务因而有望成为他们的一条捷径。”
说完这一段，他琢磨起来：整个救助体系编织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