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南路拥有一百多个州县,但除了交州是全境统治外，另外五十八个州属于大宋朝廷直接辖治的区域都只有州治所在的一县之地，所需的官吏自是大幅减少,但再小的衙门也需人手,虽然配置州县的品级官员不多,但没品级的胥吏却不算少。有品级的官员自然是大宋朝廷奄派遣，而大量的胥吏就不可能是朝廷派遣了,还是得用当地人。
这些胥吏同样要学“三百千”。
按照安南路的规定,担任公职的最低要求是会说大宋官话，以及会写自己的姓氏和简单的字词，比如“华夏、中国、宋、安南”这几个字词是必须会认会写的——如驿站的驿卒、衙门的捕吏。教说官话的课本就是“三百千”，当“三百千”能跟着背熟了，官话自然说得圆转了。而高一级的胥吏，比如衙门的书吏、税吏等，就不仅要说官话，还要会识字，会默写“三百千”。
而且，所有的胥吏都要集中起来，由州县的主官讲授大宋国史馆编撰的《华夏史》，学完了或抽问考查或书面考核，合格的才能继续留在位置上，否则解职归家。
这些胥吏属于官吏阶层中的底层人物，家中多半要靠这份公职糊口，为保住饭碗，便必须接受教化。但接受教化，不等于归心。甚至有可能因自身利益，或背后有人教唆，暗地里使绊子。
一般说来，地方上的政务，都是由这些胥吏把持，他们父子相传，形成了世代胥吏户，十分熟悉当地的人情世故和欺上瞒下的窍门，让上面的主官畏惧处理政事，他们有的是手段。当然大多数的越族上官自恃清贵身份不屑于亲自处理政务，在职任上主要是游山玩水，宴饮歌舞，奢侈享乐，拿着下属的供奉，政务只管签押。胥吏们就靠着贿赂上官和把持政务的手段，或隐匿户册，或擅自加税，或收附加杂钱，压榨百姓取利……种种手段，不一而足。现在换了朝廷，换了严厉勤政讲仁以爱民的主官，以前那些勾当眼见得收敛，损失过往利益，让胥吏们如何甘心？这些猾吏口中喊着“大宋万岁”，心里却在想着怎么施展手段，架空上官，或拉上官下水。
这些越国胥吏的手段，宋朝的胥吏也是惯会玩的，而且手段更精到。新生的大宋朝廷已经在十年的吏治整饬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如何应对猾吏更是有一部厚厚的实务政典。每任进士在奄赴任州县前都要学习这些实务，包括州县的田册户册、税簿账目怎么看，钱谷怎么计算，仓禀实务，捕盗实务，奸吏惯用的欺上瞒下的手法等等，不要求奄们精通，但务求每项都有了解，不至被治下之吏欺瞒、架空。
派到安南路的州县官员们也当然接受过这样的实务学习，人人携着《州县实务政典》上任，到安南路之后，又在安南行营接受短期学习，对上任之地的人情、风俗、历史有了解后才上任，对付治下那些积年的胥吏虽不说手到擒来，至少也让他们心生凛惧，谨慎行事。从中挑出几个吸食百姓髓肉太狠的胥吏，公开审讯论罪，既得了底层百姓的民心，又杀鸡给猴看，慑服其他胥吏收敛手脚，老老实实做事。而且循着那几个论罪胥吏作恶的线头，扯出当地的一大望族，审其罪，判其刑，罚其家财补偿苦主——这些被迫出面的苦主有底层的小民效，也有中户人家，还有上户、望族。
这是遵循卫希颜的“安南州县治略”，对越族上层要打击、分化，对中层和底层要拉拢归心，一旦中下层平服了，则安南可定。
毕竟上层阶级的影响虽大，但人数却少。
越国贵族是这个国家的上层，他们占据了社会最多的财富和资源，因为曾经拥有的权势和地位，不会像中下层那般容易收心。这些贵族的权势随着国家陷落而跌落，但在民间的势力仍然很大，甚至地方上一个望族的影响超过了当地官府的威望。卫希颜要打击的就是这些望族——贵族中的大贵族。
越国的国情与大宋不太一样，大宋的上层阶级是士大夫，天下读书人不论贫富都是“士”，是第一阶层，读书人一旦为官就是“士大夫”；而越国独立为国后仅仅经历了吴、丁、黎、李四朝，每个朝代都历时不长，还没形成“士”的阶层，而是由贵族阶级把持朝堂和地方政要。即使仿效宋朝开科取士，也是从贵族阶层中选拔，平民能读得起书的很少，能通过科举入仕的就更少了。奴隶更不必说，连读书识字都是要入罪的。这就使文化被贵族阶级所垄断。而且，贵族们占了越国七成以上的土地，田赋流失严重，兼并矛盾隐患深重。无论从哪方面看，卫希颜都必须对贵族动刀。
当然不是挥刀杀光，而是打击、分化。
越国贵族阶级也是分层次的，有大贵族、中等贵族，也有畜族、落魄贵族。
卫希颜要打击的，是大贵族。
一个大贵族就是一个望族。一个望族的家底很少有干净的，如资本家的原始积累，少不了踩着他人的尸骨和血泪，要想从中挖出些陈年积怨不是难事。虽说证据可能早已湮灭，但人证却是可以找的，即使找不到也能人为制造。毕竟望族的仇家不少，而在贵族群体中，也有很多想踩着望族上位的，只是有机会。
陈如瑛记得很清楚，她的老师在以行营总管代管安南的那半年中，最爱做的一件事就是“削刺儿头”，将暗地里作死的大贵族刺儿头收拾了，再扶植一批中畜族上位，和大贵族分庭抗礼，前越国的贵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