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是什么呢？
“辨”是明辨是与非,属于歪门邪道的,就要坚决摒弃。
“辨”是分辨，要分辨合不合适、中不中用——合适的、中用的才吸收，不合适的、不中用的,即使有道理,我们儒学也不能吸收或采纳。
比如“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是个自然存在的法则,儒家可以包容,但不能吸收进儒家的学说中。为什么呢？因为它与儒家“仁”这个核心是相悖的。所以，儒家承认“物竞”法则的存在，承认它是一种道，但是此非儒道,必须用“仁”道来统驭它，用“中、庸”的方法来使用它，使它成为良性的竞争，而不是恶性地破坏人性，更不能成为以强凌弱的借口，不能成为战争的驱动。
从这个方面来讲，名可秀绝不赞同因为人口压力发动战争。对交趾、对大理、对吐蕃的战争都不是因为人口。大宋一些路和一些州府确实人口稠密，人多地狭，但是广西还是地广人稀的，何况海外还有一个广阔的金洲，新发现的阳洲，那里有广袤的无主之地。
更重要的是，儒家在治国上强调内在能力，也就是强调自我解决问题，而不是发现危机转嫁到外邦，这不符合儒家“中和”的思想。
名可秀认为，如果因为人口压力，就发起占领外邦土地的战争，这的确是一个“捷径”。但是，这个捷径走多了，将会造成执政者贪图外在快便，一旦国家出现困难，就寻求向外发展，以外力驱动，最终只是转移或掩盖了内部的问题，而实际上没有解决。
这就好比武家只练外功，因为显效快啊，练内功就算练十几年也未必有成效。但是外功再厉害，就算练得体如金刚，没有内力，那也不是高手，还是外强中干。
名可秀认为，这种执政思想的危害很大，不仅会破坏儒家治世的“仁”道，而且国家解决内部问题的能力也会越来越差。比如讲农学，因为国家向外扩张解决了土地紧张的问题，治政重心还会放在提高稻谷的亩产量上吗？至少不会那么紧迫的重视。而没有这种紧迫的重视，农学、农具和耕作技术的发展就会慢下来，长久来讲，外部带来的利益远远及不上内部的损失来得大。
所以名可秀强调内治，也就是内在的张力。国家的王道之心不能破坏，国家的内治能力也必须迎面一个个困难，才能磨砺出朝廷执政团体的坚韧和智慧。
但是，对于皇帝和政事堂来讲，必须要有人口压力这方面的认识，提前敲一敲警醒钟是有必要的。当然发动战争的真正原因并不是卫希颜在朝下对皇帝讲的人口原因，普仁及圣却是真的，这是名可秀“致中和”的儒家思想。
那么卫希颜为什么要在廷辩上讲“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个法则呢？因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不仅可以让大宋的儒家君臣们深刻认识外族觊觎入侵中国的根源，清楚这些“蛮夷”的本质，让君臣产生持续前进的外在压力，同时也让“物竞”这个法则有个极好登台机会亮相。
名可秀认为，既然是自然万物的法则，儒家就必须清醒认识它，并且正视它，然后才能驾驭它。
正所谓，道理不辩不明。通过从朝堂非战之争延伸到朝外稷下学会的王霸论辩，这种思想碰撞，就使得真理如掩在泥沙下的真金般被洗去了砂砾，露出了纯粹的本色，使人心智清明的同时也铭记深刻。
对卫希颜来讲，朝内朝外对她的弹劾非议并不损她什么。她的兵家名声早就传扬在外，兵家嘛，不好战怎么行，军中怎么保持旺盛的血气？所以卫希颜对于表现出好战、扩张是很乐意的。军人不是执政者，只是执行者，表现得再好战，只要执政的政事堂保持着“中庸”就行了。卫希颜对名可秀这环环紧扣的谋划也很佩服，包括稷下搂的王霸之辩都是被她谋算在内的——最终的收效非常好。在王霸之辩后再论中庸之道，还有比这更合适的吗？卫希颜唯有两个字评论：中的。
名可秀此时讲“辨”，着重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个道来举例，就是讲儒学对包容的学术要有分辨地吸收，不符合儒家精神的“道”就不可吸纳为儒家思想。
学子们还在深思。
这回学者们率先鼓起掌来。
这样的宽而辨，他们认同！
名可秀讲中庸精神的第四句是：因时制宜。
《中庸》道：“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
这是讲生在如今的时代，却要拼命想走回古代的道路，这就是“反古之道”。违背了潮流前进的道理，硬要逆流而行，怎么行呢？小则灾及其身，放大，就是灾及其国了。
《中庸》又道：“人道敏政，地道敏树。”
这是讲国家为政的好坏，人们会像对天气一样的敏感。而土质好不好，看看种下的树就知道了，如果树长得不好，就说明这个土质不好，或者不适合这棵树，要么肥土，要么移树。
这就是讲因时制宜、因地制宜的道理。
《左传》里说郑国子产的治政：孔子赞其曰，宽猛相济，善哉。
这就是讲，如果国家施政太宽和，因为宽，百姓就会渐渐怠慢起来，于是朝廷就要以严厉的措施去纠正。但是，如果严厉的治政让百姓普遍受到了伤害，那就要施政放宽。
这就是讲国家的为政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做出不同的变化调整。
论语里讲“权”，孔子道“可与立，未可与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