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考校我了。”赵兴笑道，但接着道：“纵观历朝历代，或亡于外，或亡于内，但是无论亡于哪里，都是因为这中原朝廷内部一个最大的原因——党争，这是一切朝廷覆亡的基础成因。”
吕世点点头，不置可否的继续慢慢的走，听赵兴下面的分析。
“这大明，阉党不过是贪婪，但其贪婪却不单单针对的是大明存续基础——百姓，其实，更主要的是针对的那些官僚士绅，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越来越严重的土地兼并，清流的嚣张，同时也在为这个千疮百孔的大明收刮了豢养边兵的军饷费用，当然，小民已经榨无可榨，要想维护这大明的运作，也只能拿那些不纳粮，不交税的富户士绅开到，但是，一旦这清流上台，您看看，他们都做了什么？不是改变这个现状，反而是变本加厉的逼迫压榨小民，纵容了那些本就脑满肠肥的富户士绅还有酷吏，现在小民已经榨无可榨，朝廷的赋税钱粮就越来越少，那么不久的将来，边兵将无饷可发，那时候，边兵就没了战斗力，对已经只有招架之功的满鞑子更将无能为力，边兵的逃亡溃败将不久啦，我听说，可笑的是，咱们新上任的首辅还对已经经年无粮饷的将领道“将士若有忠君之心，就应当搜鼠罗雀以为国事，非如此，便有不忠不义之嫌”哈哈，多么可笑的逻辑？多么清高的清流士大夫？我呸，那些自命清高的士大夫，那个不是家有田地千亩，那个不是寄托在别人名下的买卖铺户连片？皇帝也想征收写富人的税负补足国库，但清流们一个个就都翻出圣贤文章来，引经据典的反驳，最后就是与民争利的大帽子给这个一心想做尧舜的小皇帝扣上，得，这些富人的代表们胜利了，于是空虚的国库就只能在这些小民身上再次压榨了。”
言语此处，已经胸腹起伏，义愤填膺了。
其实吕世在后事，更清楚这阉党和清流的差别。
一心要做尧舜之君的少年询问他的臣子们，彼此之间还应该如何合作，才能实现他中兴大明的志向呢？东林君子们认为皇帝还应该撤销部署在各地的其他监视机构，比如各省的河道监管。
嘉靖皇帝就喜欢派太监监视治河。因为当时洪水屡治屡犯，所以嘉靖不厚道的怀疑是下面的文官贪污了治河的公款。但是他又苦无证据，所以干脆派太监出去监督治水，这种不信任让文官切齿痛恨，以往发洪水的时候，皇帝拿文官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地，但皇帝拿太监却很有办法。万历规定一旦出现洪水，那他就会不问青红皂白的处死监督太监。
这个做法虽然蛮不讲理。但却极大的激发了河道监的工作热情，万历朝当春汛秋洪到来时，不少河道监的主管太监甚至会搬到河堤上去住，尽管如此，还是有不少太监死于万历的这条野蛮法律之下，因此文官万分憎恨这条恶法。
天启朝东林党掌权后再次收回了河道太监，从天启元年到天启六年魏忠贤掌权以前，东林君子在全国范围内没有修过一次河道。这次天子既然垂询，东林内阁立刻就把河道监当作魏忠贤的恶政举了出来。
既然这条法律是在魏忠贤构陷东林君子后颁布地，少年天子就认同它肯定是一条邪恶地规则，他相信侮辱东林君子的德行就是在破坏君臣之间的和睦和信任，所以天子又欣然下令收回全国的河道监督太监。
自从崇祯收回河道监督太监以后，直到李自成攻破北京，整个大明在十七年内就再也没有修过一次河、治过一次水，无论是黄河还是长江、无论是山东还是浙江。在这十七年里就任由河水一次次泛滥，每次东林君子都借口“节约”把修河治水款搞没了。
东林内阁和朝野的东林党人为天子的英明决定而高呼万岁，随后内阁就又提出了减税地一揽子计划，他们认为天灾主要是由万历胡乱收税招来的，所以他们向天子建议进行一次普遍地减税，以让上苍愉悦，从而保佑大明境内风调雨顺。
在天子同意了之后，东林君子第一个提出的茶税，以往万历皇帝信不过文臣，就派监督太监去检查各省的茶园，这当然是大大地恶政。东林君子们绝不会贪墨国家税款地，天子遂收回了各布政司的监督的太监。当然，自此以后各省的茶税收入就急剧下降，文官连年报灾，茶叶岁岁歉收，到崇祯十年，仅浙江一省茶税就从万历、天启年间的二十万两白银降低到每年十二两（注意，我绝对没有写错）
接着就是海税，明朝文官和地方的海商本来就有千丝万缕地联系，他们向皇帝提出应该恢复“禁海”，万历皇帝开海禁派太监收税是严重违反祖制，是一个极大的恶政，而且随后连绵地天灾也证明了收海税的极端非正义性，天子再次认可了东林内阁的判断，下令各海关的太监回宫。
从万历天子兴海贸以来，海关税一直是大明财政一大支柱，也是内币的重要来源，到了万历四十年的时候，万历天子每年能得到四百万两白银的海税。从崇祯元年以恢复禁海令的名义停收海关税后，内库就再也不能从日益繁荣地国家海贸中得到一两的银子了。
然后是丝绢税，万历认为如果商人贩丝织绸一定能赚钱，所以他收工商税，东林君子认为这叫“天子与小民争利”，是招来天灾的原因之一，这次的免税计划自然也要把它废除，崇祯对此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