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对中国的影响坏多于好，不仅仅是在思想上麻醉约束了普通民众，而且它这个组织对整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也有非常不好的影响，像南北朝时期和唐朝中后期，寺院恶xing膨胀，寺院占尽名山良田、不事生产，既没有产出也无法流通，对社会生产资源的占有和浪费非常突出，尤其是南北朝时代，本当艰苦修为、清静无为的和尚们坐拥大量地产，成为大地主，富甲一方，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
当时平民面临苛捐重税，没有田地耕作又无处谋生，很多选择了出家一条路，因此寺院人员闲散冗余状况也相当厉害，甚至到了要耕田的时候没有劳力、要打战的时候没有兵源的地步，佛教的兴旺鼎盛与萧条混乱的社会秩序产生了根本利益上的冲突。公元六世纪，北周灭北齐后立即推行灭佛政策，限制寺院人数，有三百万僧尼还俗，这个数字是当时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唐武宗时期强迫还俗的僧尼也有26万人，数千万顷的良田被收缴，拆掉寺庙4600所，使社会上的劳动力和生产财富凭空得以成倍增加。
不仅如此，佛门还是特权集中之地。北魏镇压盖吴起义的时候，在一所佛寺里发现大量的兵器，又发现大量地方官和富人寄藏的私物，以及“私行**”处所，这给了魏太武帝暴力灭佛的借口，“悉诛天下沙门，毁诸经像”。令“一境之内，无复沙门”。唐代开国时立下一个规定，进入佛门的人“可免死”。因此招致很多叛军被击溃后就往寺庙里躲。“安史之乱”期间，郭子仪与当时的禅宗神会达成协议，默许后者通过私卖度牒的手法换取钱财。佛教徒因此数量失控。种种内乱外患，致使一个本应与世无争、良xing运作的宗教组织不断异化，变成了社会肿瘤，非但duli于政权之外，还与世俗社会的利益相冲突，令统治者yu除之而后快，终于招致灭顶之灾。
作为一个宗教，佛教因为膨胀过快而失控。已经逸出了本身作为一个出世的宗教组织本身的权力和职能范围，与世俗社会争夺起资源和财富，甚至于与政权争夺起对社会的控制权。
所以吕布对佛教自然是半点好感都欠奉，不过他对道教则另有看法。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东汉时期在民间兴起，由现在五米道领袖张鲁的祖先张道陵创立，道教的思想。来源于战国时期老子李聃、庄子庄周的道家思想以及先秦的神仙方术，它主张修身养xing，炼制丹药，以得道成仙。道教假托《道德经》之名，学问成分较少。实际成分却是引气、炼丹，荒诞不经，除了哄骗皇帝修炼长生不老之药暂时求得一时发展，实际上对后世文化的影响要比佛、儒两家要弱得多，想想后世那些白莲教之类的邪门教派多脱胎于道教，想想多少皇帝因为误服金丹而提前死去，就让人对道教在这个国度的发展不报什么希望。
《道德经》是好的，道教的基本教义也是好的，修身养xing、追求得道的理念也可以引申开来，转化为积极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相对于从印度阿三那里舶来的佛教，吕布认为土生土长的道教三观更正。
吕布准备改良道教，使这个本土出产的宗教发挥出它本来应有的作用。
道教是要改良，特别是张角利用道教派系的太平道造反，让东汉末年所有诸侯民众都对道教有一股偏见，若还是道教，根本无法让人接受。
吕布本人虽然通晓一些心理暗示之类的洗脑方法，但他却不是最适合创立新教派的人物，他只能做幕后cao手，在幕前表演的另有其人。
东汉末年，道教里面有几个峥嵘人物，张角三兄弟都俱往矣，不再提了，张鲁兄弟身在汉中无法利用，剩下还有两个具有大神通的人物，一个是左慈，另外一个是于吉。
对于于吉这个人，吕布一直心有存疑，他不确定，这个于吉到底是不是汉顺帝时期存活下来的那个于吉，还是一个假借汉顺帝时期那个于吉之名招摇撞骗的假于吉。
汉顺帝时期有个于吉，据《后汉书?襄楷传》记载，“顺帝时，琅邪宫崇诣阙，上其师于吉于曲阳泉水上所得神书百七十卷，皆缥白素朱介青首朱目，号《太平青领书》”，于吉说是神人所授，实际上是自己创作的，于吉的门徒宫崇到皇宫进献其师所著“神书”《太平清领书》，其言以yin阳五行为家，多巫觋杂语，被视为妖妄不经，顺帝命有命藏之，并未为其立学，故其书未见皇室重视，后来辗转到了张角手里，张角跟后世那个得了圣经的洪秀全一样，从一本书开始发迹。
汉献帝建安五年，有一个于吉，正是在演义上被孙策杀掉的于吉，《三国志?孙策传》注引《江表传》：“时有道士琅邪于吉，先寓居东方，往来吴会，立jing舍，烧香读道书，制作符水以治病，吴会人多事之。”于吉寓居在东部某个地方，经常往来于吴、会稽两地，烧香给人治病，东汉献帝建安五年，即西元200年，称霸吴地的孙策统治时，于吉批评孙策自制力不足，认为“伯符将军，名而虚之”，孙策闻讯大怒，下令杀死于吉，当地居民都说会有报应，不久后孙策在战中受暗箭所击，因而引发重病而死，有人说他是被于吉的亡灵缠身而死。
现在问题来了，汉顺帝在位是公元125到公元144年在位，于吉在汉顺帝时期已经成为琅邪太平道掌教，身为宫崇的师父，即便推算他是在汉顺帝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