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于顺天府的百废俱兴，明朝可谓是四处受敌，到处都是一头包。虽然盘踞在东北的朱高煦承认了建文帝的正统，并接受辽王的封号，不过还是个军阀，无时无刻不在积极备战。
至于蒙古各部，地外辽东的朵颜三卫部倾向于汉王，时常兴兵进犯永平府和山海关。北元部虽然刚刚垮台，不过新上台的鞑靼首领鬼力赤倾向于府天府，多次兴兵进犯河套和侠甘地区。地处西北的瓦剌部和亦力把里部则不时兴兵进犯哈密等地，北边的边防早就捉襟见肘了。
这些还不是最要命的，要命的是南边。西南的安南国闹独立也就算了，居然勾结广西和云南的土司，公然北侵。朝廷自然不会容忍这些跳梁小丑，所以把徐辉祖派任为总兵军，统领三十万征蛮大军负责平定安南。
可问题是，云广和安南一带穷山恶水，明军水土不服，开战之初就多染疫病，战斗力大减。而夷地带民风彪悍，多产俍兵也就算了，安南人还有一种特产，那就是大象。面对来势汹汹的象兵，明军本能地就畏惧，打起仗来更是艰难。
战争打了两个多月，征蛮大军都没能取得决定性的战果，反倒是让朝廷陷入了战争泥潭中无法自拔。由于云广一带山长水远，道路系统很落后，而大批军用物资要运用的难度非常大，总之这场战争拖的时间越久，明朝就越是不利。
虽说安南的叛乱够让朝廷头疼的了，不过更让朝廷寝食难安的是江南的倭患问题。这个问题自明朝建立之初就有了，元末一些起义势力失败之后，与倭人勾结为冦，劫掠沿海，是明初一大祸患。
后来经过朱元璋十数年的努力，才把沿海的倭寇清剿完。不过现在倭寇似乎有死灰复燃之势，因为不久前浙江水师传来急报，说有十几条战船海上被劫，似乎是倭寇所为。听到这个消息，朝廷上下哗然，搞得建文帝连年都过不好。
倭国与中原一衣带水，之间的关系却真是一言难尽。远的不说，就在元朝建立之初，元帝曾对倭国两次用兵，示过海上刮起两场大风，把横行天下、不可一世的蒙元大军吞没。自此，元朝再也不敢贸然发动对倭国的袭击。而明朝也吸收了教训，不敢轻易对倭国用兵。
不过此时倭乱死灰复燃，不但连正常的朝供贸易受到影响，恐怕连海运都无法正常开展。而现在黄河发生水灾，永平府的军粮还得靠海运来补充，所以海运畅通与否，事关山海关防线的稳固，是刻不容缓的。
为了解决倭寇劫掠的问题，明朝从正月就开始频频开朝会商定对策。而对明朝而言，最首要的问题就是找出这支倭寇的藏身地，才能想办法将之剿灭。可是一向号称无孔不入的锦衣卫被派出去好几千，却没找到倭寇的一丝踪迹，反倒是不久前一个从北平军中叛逃出来的小兵，给朝廷带来了一条震惊的消息：倭寇的基地就在顺天府沿海。
听闻这条消息，朝廷上下愤怒了，各路文官纷纷上书，表示要出兵教训顺天府。好在一些老成的武将们还算头脑清醒，一个“黄河泛滥，大军难以北上”的理由，就把言官们的激情给浇灭了。
事实上，黄河决口的危害往往要比长江等大江决口更甚，因为长江的洪水只是一时的，洪锋一过洪水就退去了，堵住决口就没事了。而黄河由于泥沙淤积而成为地上河，一旦决口，就会在华北平原上形成数百里宽的黄泛区。
在黄泛区内，由于黄河水四处蔓延，带来无数沙石和黄泥，就此变成泥潭沼泽，兵马钱粮根本就无法经过。再加上黄泛区内死尸无数，正是瘟疫的温床，这个时候过黄泛区，无异于自寻死路。
而明军要想真的攻打顺天府，除了从海路运兵北上永平府之外，就只有绕道山西，绕远路不说，军粮也难运，因为山西一带多山路也难行。如此情势下，朝廷还真难以对顺天府用兵。
没法派兵去打，不过各级官员们只得暂时咽下这口气，纷纷掉转枪头，上书请求朝廷出动水师，先将位于顺天府沿海的那个倭寇据点给剿灭了，并借机在永平府集中兵力和粮草，时刻准备对顺天府用兵。
讨论完倭寇的事，接下来另一个更头疼的事就摆到了朝堂上。据那个脱逃的小兵所言，又据锦衣卫驻保定府百户的奏报，已故诚意伯刘基之子刘璟私结顺天府奸党，反迹已显，如何处置此事，成了朝议的焦点。
以齐黄为首的进士党不发一言，因为刘璟不是进士，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勋贵武臣们也是沉默无语，因为刘基本是一介文人，不是他们一路的，而刘璟只不过是一个伯爵之子，在他们眼中什么也不是。
反倒是帝师方孝孺出列，之乎者也地说了一大通，意思是：刘氏有大功于国，又是天下读书人之楷模，且刘氏忠于朝廷，不可能参与造反，请建文帝不要轻信流言，以免错杀忠良。
刘孝孺的这翻话，还是有些道理的，不过建文帝压根就听不进去。因为顺天府对他而言，已经是一个耻辱和仇恨代称，凡是涉及到其中的人，都被他恨屋及乌了，所以，他心底里早就把刘璟当反贼看了。
而刘璟这老家伙自己跑回到保定府自首，说北上只是探察民情，并不是私奔顺天府。不过，他这话只是越描越黑，反正建文帝不信，并且早就下令锦衣卫把人押解回京受审了，连带地，刘家上下几十口人也被地方官府控制起来，一场大案就要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