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曾如此评价，中华几千年的帝皇史里，充斥着王权和官权的斗争，实则是执政党和在野党的区别，彼此一起控制了最大的社会资本，‘土地’。权力是娘，资本是崽，儿子天生亲近妈，所以土地总是越来越往上集中。一旦二者之间的博弈影响了资本的聚集过程，就会造成****，如此一来，居于下风的官权便有了机会推翻王权，然后再次pk出新的王权，重新分蛋糕。当资本不限于土地时，畅通的物流、充足的人口、发达的贸易、良好的政策环境让商业利益逐渐抬头，比土地的固定出息更能吸引资本的聚集。新的资本一样要向权力中心靠拢，如果发生在欧洲，那么就会出现资产阶级革命或光荣革命，而在东亚，强势的王权会给新资本划下道来，比如晚清的红顶商人、官办商行十三行等，用行政手段干涉资本的聚与散。
现在的大虞，虽然也是在给商业资本立规矩，但在王权层面，是用巨无霸式的官办贸易体全力支持和引导新资本流动，感受到金手指加成的商人群体很快崛起，靠向权力中心。活起来的资本，似乎有魔力一般，能在最贫穷的地方发掘出宝藏，许多原本稼墙艰难的下县，因发现矿产或特殊作物，一跃成为望县。
以本土田地为基础的官权体系受到的冲击可想而知，土地曾是他们最大的仪仗，也不过是商业资本中的一个环节而已。工造局元老之一的田家，虽然时至今日仍寸土皆无，然而每年获得的分红攒一块，不比户部尚书李枞身家少。萧久更不必说了，东北田地一开放认购，他立刻在依兰城外买下千顷地，这样的手笔，连正三品的扶余布政使张圭白都比不了。
这种不平衡的落差感，让反对的声音渐渐汇聚成一股暗流，他们在‘大一统’的热议中悄悄冒头，对此持批判态度，‘必欲唯持大一统，则不得不仰仗集权中央削除各省参差，以落后为基准；华人之恶****而恋大一统者，实无异于爱苗条而不舍甜食’，这个论调获得了不少人的共鸣。当国威已示，东洲再开一矿时，忧于‘连年征战，农事疲惫’的反对党们站出来了。
这个‘反对党’的群体构成很复杂，有仅能依靠土地出息而活的不入流宗室，讲究风骨传统的清流世家，发现自家兼并的田地增多但产出越来越少，却仍不肯让族人出去赚钱只读圣贤书的高官显贵，因不肯涨工钱任农田荒芜三年，地被官府收回还被罚款的乡间富绅，只会侍弄水稻但田地改为种草药而失业的佃农，甚至还有不要东北土地换成家乡的田发现已经荒得都是野草的退伍军人，以及接纳了许多想偷偷找路子出海淘金的‘流民’而不满的沿海城市官员。热血学子当仁不让成为代言人，纷纷激动于‘朝廷逐利而毁农，流民大增，引发民变’的乱象‘谶言’里，甚至有些被鼓动得打算血谏神宗、青史留名，被‘推举’为领袖的是一直低调沉默形象尚佳的惠新王。
报社没有讳莫如深，如实挑选了一篇‘檄文’刊登，建言就此议题展开‘民辩’，并保证获选之文可以上达天听。
许多匿名之人历数某地每年核发通行去往东海口岸的人数和返程人数对比，十去八不回。再有沿海某处一年涌入的外地人数已超本县原有人数，刑事案件比开海前增加十几倍，以此证明朝廷现在对‘流民’越来越不作为的态度引发了多大的社会问题。还有以惠新王名义所写的，他家比武念王老实本分多了，却与录典有功的奚川王家一样，因仆役被裁雇农不足，这几年都卖地为生，更不用说那些奉恩将军、帝姬之流，都是太宗血脉，怎能让我们这么惨？！
有了一块明面上的战场，大多数反对派开始绞尽脑汁地聚议撰文，真正别有所图之人只能转为私下行动，反而让锦衣卫发现端倪。被推举为‘反帝’领袖的惠新王一直沉默，闭门不出，公侯之家里也有些人上疏请皇帝‘先固民生，再推北伐’。
跟反对派呛声的‘维新派’口气也很强硬。如要拿流出人口统计来说，直接列举该县目前的赋税收入和人口数量，和开海之前比较都有增长，说明走的人多，来的人也不少，当然，税收总数是由原来的土地税为主变成商税占优，而补充的人数大部分是商人，这点从数据上看不出来。若讨论‘流民’涌入沿海，案件的增多是事实，但从开海以来是递减的趋势，说明对于官府来说，管理能力越来越能应对这种情况，哪怕真遇上灾年逃难的大规模真流民，也完全能处理，是好事不是坏事。奚川王妃本人主动投文反驳卖地之说，他们裁汰仆役后，靠着购买农具和新机器去耕田，根本用不着这么多雇农，那些地也是这些人之前举家带田投靠而来，把用不着的人放出去，总不能把人家的地昧下吧！人家给的银子也只是补上这些年的租子，算不得购买，真论起来，王府赏赐给他们的东西可比地值钱。宗正汝南郡王更是列出了世宗历年给这些编外宗室的固定俸禄总数和神宗给的做了对比，这会比之前多了一倍，至于为什么还叫穷，有脑子的人都明白，不干活白吃饭除了窝家里生孩子，还会干啥，不穷才怪。倒霉的武念王又被拉出来做了反面教材，之前纵奴杀人赔了二十多万两银子，御赐之物不能变现，只能卖地。现在仍然很穷，是因为他目前姬妾四十四人，通房二十七个，加上爱金饰的王妃，怎么会有余钱去开源雇农，自然出息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