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对于大势之说，也不能说是董卓忽略了这一点，整个天下的大势现今如此，几乎所有的士族都在或明或暗地反对他，与他一心者几无，他又会岂会不知？只凭他一人之力，是万难与之为敌的。只是，他现在已经上了船，“上船”容易，要想再“下船”可就难了，就算他已明知时势如此，事恐难为了，可现下的形势对他来说，却也是“退不得也”，政斗是你死我活的，但凡他露出一点“退却让步”的架势，袁绍等人恐怕就会马上扑上来，毫不留情地把他撕成碎块。
所以，他现在虽是已明知“事不可为”了，可却还得硬着头皮继续干下去。而又因此缘故，“天下时势如此”，他应对的章法即使再好，也是没甚用处的，顶多能应一时之急，早晚还是落败一途。
而在另一方面，凉州兵精，文丑在等他们士气低落，一待其士气低落，便会立刻发动二次讨董，——文丑为何料定凉州兵会有“士气低落”之时？事实上，也正是基於对“天下时势”的判断。如果“时势”在董卓，所谓的“大义”在他，凉州兵又怎可能会士气低落？只会是“士气如虹”。也正是因为“时势”不在他，所以凉州兵如今之精勇剽悍，说白了，不过是一时之表象罢了。而这也就是文丑所坚持的原因，也是他有望在之后再建一些功绩的根本所在。
同样，孙坚、文丑的檄文不仅在董军之中引起了很大的凡响，在联军盟主袁绍的军中也有着一定的冲击作用。
袁绍军帐之中，逢纪拈须沉吟，言道：“孙乌程、文武猛以上匡王室，下为将军报仇为名，倡天下击董，将军不可不应之，以我之见，将军应亦修檄一道。传示四方。将军为国事，而家遭不测，檄文一出，定能引得天下心向。待到那时，这讨董就不难了。”
逢纪这话说的不错，袁隗等人被杀，对袁绍来说，固是家仇惨事。可就政治号召上来说，却是一件对袁绍极其有利的事。就别说“修檄一道，传示四方”了，便是眼下，就有不少冀州等近地的豪杰士人因为“感其家祸”之故而蜂拥来投。可以想见，等袁绍的檄文再一出，来投他的海内义士、豪杰肯定会再掀起一个高峰。
曹操听出了逢纪话里的另一层意思，说道：“‘修檄一道，传示四方’，固应当也。可是元图。我听你话中意思，似是不建议本初应文子孝、孙乌程之倡，现下出兵？”逢纪说“待到那时，这讨董就不难了”，意思很明显，袁绍现在不应该出兵击董。
座上都是自己人，皆为袁绍亲信，逢纪也不藏着掖着，见曹操问起，索性便直言说道：“董卓虽悖逆天道。为天下所厌，可他不吝财货、妇人，重飨兵士，现下他兵锋尚盛。士气犹高，韩冀州明拥将军为盟主，暗实忌之，常为将军掣肘，以我当下之兵击之，恐不胜也。”
曹操是个主战派。最讨厌的就是听到有人以种种理由为借口反对袁绍出兵，因而遂又问道：“那以元图之见，何时才是我军出兵之时？”
逄纪言道：“夫举大事，非据一州，无以自立。冀州一日不安，则一日不可出兵。”
座上许攸、荀谌、辛毗、辛评、郭图、审配等人自是同一立场，俱皆赞同逢纪之话，都说道：“元图所言甚是。”
曹操心道：“酸枣诸公各存私心，河内诸君亦俱怀别意，袁本初分明是以讨董为旗号，实意在冀州，故而即使袁太傅诸人惨死，我观他也无一丁点的出战复仇之意，虽说我早有再次出兵之意，只是我兵马不足，难以再次出战，虽久有问本初借些兵马之意，可一直不得机会，眼下倒是正好可趁子孝倡‘共举击董’之机，问本初借些兵马了。”
早在起兵讨董前，袁绍就对曹操说过，如果举大事不顺，那么他就会占据冀州，再南向以争天下。所以，曹操知道袁绍久屯河内不战，最根本的原因不是别的，而就是为了冀州。既然清楚袁绍的想法，曹操了解他，知道再劝也无用，也就不做那些功了，但袁绍不战，而他的本部兵马又太少，不足以二次出战，所以，他是早就有问袁绍借兵的想法了，只是一直不得机会开口，今次正好趁文丑倡天下为袁绍报家仇的机会，倒是可以开口出言，问袁绍借兵了。
曹操说道：“本初，元图所言固是，然孙、文既倡天下为卿报家仇，卿如无一兵一卒出，却似亦不妥。”
袁绍言道：“噢？然以卿见，何为上策？”虽说袁绍对于文丑的感官不是很好，但是一来碍于现下他还在谋划韩馥之时，不易打草惊蛇，二来孙坚、文丑等确实是‘打了为袁氏’报仇的旗帜，他也不好撕破脸皮，是以无奈出言之。
曹操言道：“我愿领兵与文、孙共出战，只是……。”
袁绍顺言道：“只是如何？”
曹操开口言道：“只是我兵马不足，难为一路，还得请你借我些许兵马，以壮声势。”
袁绍当下就明了了曹操之心思，遂言道：“卿欲借多少？”
曹操答道：“五千足矣。”
袁绍沉吟片刻，言道：“五千太少，我拨淳于琼部与卿，卿看可好？”淳于琼部约有八千步骑，比五千多三千人。
曹操心道：“我说的是借五千兵马，本初却拨淳于琼部与我，……他这显是信不过我啊！昔在洛阳，本初豪侠意气，宽宏下士，从善如流，我以为他是难得一见的海内英雄，可事到乱起，他先是召四方豪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