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初年，光武皇帝鉴於王莽篡汉的教训，曾一度放松对宗室的限制，但东汉初与西汉初不同，客观形势不需要光武皇帝像高祖那样靠利用宗室来巩固政权，所以不久后，光武便在西汉基础上继续致力於限制宗室的各项政策，“诸侯禁纲，i月增密，末世衰微，遂以卑弱，宗室惧於罪败，同姓挫於庶民”。对宗室的管制越来越严格，宗室忧惧获罪，所以谨小慎微，在朝廷的支持下，国中的吏员严苛地监督宗室，从某些方面来说上宗室还不如庶民。
不过，中央对宗室倒也不是一味的限制，宗室衰微了，中庸不必再担忧地方反乱，可是没有了宗室为羽翼，自就会有别的人起来擅权乱政，乃至举旗造反，“一夫攘臂，故以能乱天下矣”。故此，为了汉室江山，当朝政不稳的时候，中庸也会利用宗室。
东汉中后期，外戚、宦官势大，交替执政，大权旁落，遂从桓帝起又开始重用宗室，刘淑因得以跻身天下名士的领袖“三君”之列，与窦武、陈蕃齐名。汉末灵帝时，天下大乱，宗室越发得到重用，刘虞、刘焉、刘岱、刘表、刘璋、刘繇、刘备等遂或被拜为公卿，或登州牧、刺史之位。建武元年至延熹三年，百三十多年中宗室任公卿者只十余，而从延熹四年起，每当公卿缺员，皇帝常yu用宗室，从延熹四年到中平元年，二十三年间，宗室为公卿者至少十一例，又从中平元年到初平元年，六年间，宗室为公卿者达十七例。
宗室对自身的政治地位太过低下本就不满，在朝廷改变旧例、重用宗室后，他们也积极地给以配合，参与到政治中去，灵帝建宁元年。窦武谋诛宦官，宗室参与者有六人，汉末的诸刘就更不必说了，或参与讨董。攻击不臣，或以复兴汉室为己任。
终两汉之世，中央对宗室的态度可概括为：限制与利用，从利用到限制再到利用，政局稳定时就限制。不稳定时就利用。
元氏相说是去王府，实则是去王府附近。
本朝之诸侯王虽无治民之权，但也是“王”。元氏相一个故青州刺史、今本县白身，既非得赵王之召，又没什么事体，无缘无故地登门求见肯定是不行的，他乘车出府，行到王宫外，掀开车帘往外看，见宫外甲士值岗。宫门前停了许多车辆，却正是文丑的诸般导、从。
宫门闭着，他看不到里边，心道：“中尉已入宫中。王宫禁地，外非闲杂人久留闲处之所，我且在周近转悠转悠，等他出来。”放下车帘，叫车夫驾车离开。
……
文丑确已入王府。
他刚到不久，才入了府门，在府中郎中令的引带下。正往府中正殿去。
郎中令，秩千石，“掌王大夫、郎中宿卫”，如中朝之光禄勋。是诸侯王的侍卫近臣。
郎中令，秩千石，“掌王大夫、郎中宿卫”，如中朝之光禄勋，并在朝廷裁撤了诸侯国的少府之职后，兼顾负责原本归少府所用的权责。“自省少府，职皆并焉”，兼管负责诸侯王的衣服、膳食、珍宝、财货等等，负责诸侯王的私库藏钱，是诸侯王的侍卫近臣，也是个大大的肥差。
常山国的郎中令名叫黄明，此人乃是中常侍段珪的兄子，因其从父段珪之故，仕途甚畅，今年才三十岁就已为王国千石吏。文丑就任后与国中诸吏尽皆见过，知道他的来历。
张让、赵忠、段珪等十常侍封侯贵宠，父兄子弟布列州郡为令长守相，所在贪残，为人蠹害，黑山之所以起事后一呼百应，诚如郎中张钧所言：“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宗宾客典据州郡，辜榷财利，侵害百姓”，百姓之怨无所告诉，故此张角登高一呼，应者影从。
张钧是冀州中山人，黑山起后他上言宜斩十常侍，悬头南郊，以谢百姓。天子怒曰：“此真狂子也，十常侍固当有一人善者否？”张让等指使御史诬奏他学黑山道，他遂被收掠死狱中。
十常侍的宗族亲戚们固多贪残，但也不是没有好人。
赵忠的从弟赵苞，“深耻其门族有宦官名势，不与忠交通”，清节直道，爱民行义，尽忠王事，为辽西太守，鲜卑劫其母、妻、子，载以击县，出其母示阵前，赵苞悲伤号哭，对他母亲说：“昔为母子，今为王臣，义不得顾私恩，毁忠节，唯当万死，无以塞罪”。其母远远地呼其字，对他说：“威豪！人各有命，何得相顾，以亏忠义！”赵苞遂进战，贼悉摧破，其母、妻皆为所害。赵苞埋葬了母亲，对乡人说：“食禄而避难，非忠也，杀母以全义，非孝也。如是，有何面目立於天下”，呕血而死。观赵苞的言行功绩，实为忠孝之士。
黄明比不上赵苞，然亦非如阳翟张直那样的不法之徒，更非如张让之弟张朔那样贪残无道，张朔为野王令时“至乃杀孕妇”。当然了，这倒不是说黄明奉公守法，犯法的事儿他也出，不过都是些授受贿赂、为人请托等等之类，残民夺财的没有≤的来说，这个人还算老实。
贪残无道如张朔尚畏惧党人名士之威名，闻李膺被拜为司隶校尉，成了他的长吏，便即逃回京师，何况尚算老实的黄明？黄明虽为阉宦子弟，然却亦知礼敬士子儒生、清介之臣。
这是他第二次与文丑见面。上次见面时，他对文丑非常热情，尽管年纪比文丑大得多，又是段珪的从子，却能守下吏之礼，并无傲慢之态，对文丑又是赞誉，又是推崇，直说：“常山国有足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