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开那些不怀好意的绯色流言，吕绮是陶唐绝对心腹已经是公认的了。随着陶氏风格在行政事务上越来越展现，很多中层极其羡慕吕绮，能够“公平”、“随性”跟一把手对话是所有中层的企盼，谁也不愿被领导特别是主要领导揪住错误大加鞭挞，尤其是责任确定不那么容易的情况下。特别是无法表达自己在工作上的想法思路更为痛苦。
从八月份起，每周一次的经营例会成为了参会领导的梦靥，陶唐所展现的只问结果不问过程的施政风格令领导们苦不堪言，没完成是吧？承认没完成就行，跟我讲那么多客观是什么意思？集团可不跟我讲客观，下达的指标必须完成就是最大的客观。职工群众也不跟我讲客观，他们到点就要领工资，而且要不断提高收入……你去跟职工摆摆客观，看职工认不认！我们这些人的任务就是解决困难的，强调客观就是懒政惰政，就是为自己寻找完不成任务的借口！
一般规律，部下的错误都是在上级不理解的情况下犯的，抛开极少数玩忽职守的案例除外。当上级领导能够细致倾听下级的困难和要求时，下级的失误就容易被理解了。比如当月作业令没有完成，其实未必是生产部门的责任，或许是关键设备出了故障，或许材料没有及时到位，或许是工艺有问题……因为客观原因而受到处罚，心里自然不那么服气。所以，让陶唐倾听自己的“呼声”的愿望就更为强烈……
但这个愿望很正当，实现起来却不那么容易，红星公司有好几十个部门，每个部门都有至少两名中层，多的有六七个，加上副总师、助理及副总经理，人数超过了三百人，就算每个人每个月跟一把手沟通一次。一把手每天就要接待十个人，那他其他事情就别干了。所以，能够跟一把手面对面沟通探讨工作的总是少数，能够谈及生活及其他的就更少了。
吕绮是极少数可以与陶唐平等对话的人。的确。陶唐可以随时听取吕绮的工作汇报，包括工作中遇到的困难。但陶唐极少指点吕绮的工作，一般不会给她具体的指点。实际上，吕绮也是有苦难言，因为最近她的工作并不顺。当然。吕绮并未在公开的场合（比如高级别的会议）遭遇批评，在陶唐明显加大了对副手及中层的管理考核力度的情况下，几乎所有的高管人员都挨过严厉的批评，好像唯独吕绮没有享受这项待遇，这也给有心人提供的闲话的素材。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吕绮私下仍不止一次因工作失误受到了陶唐的讥笑。或许这个词不那么恰当，但吕绮感觉就是如此。
“私下”见面的机会是大大增加了。第一，吕绮已经是发规部的主任了，第二，发规部现在归陶唐直接领导。所以。陶唐叫吕绮到自己办公室或者吕绮求见陶唐都是很正常的，即使有心人也不好说什么。
分管领导是中层一把手和公司一把手之间一道坎。一般地讲，除非大老板召见，中层正职是不好直接找大老板请示汇报工作的，否则就可能引起分管领导的不快。或许不好直接发作，但偶尔给你穿个小鞋也受不了，尤其是那些权力欲比较强的副总，比如韩志勇和李珞。当然，也有一些领导比较大度，不大计较部下隔山打牛。比如周兵和江上云。
吕绮做发规部副主任的时候，单独见公司一把手的机会不多，除非是大老板点名召见，事后还要向顶头上司和分管副总详细汇报。刘新军和骆冲都是外宽内忌的主。最容不得下面搞小动作。一些事情感到顶头上司纯属胡来，有心想给大老板建议一下，也必须掂量后果才行。还是那句话，国企，特别是大型国企，完全是等级森严的小社会。挑战秩序往往要付出很大代价。现在好了，吕绮和一把手之间已经没有了壁垒，她随时可以进出陶唐的办公室了，但她发现日子并不那么好过。
她的感觉是陶唐越来越难伺候了。他总是不断打破过去的规定从而建立新的规矩，而发规部恰恰是“立规矩”的部门，原先没人当回事的规章制度建设成为吕绮最头疼的业务。
七月底，就在刘新军出事前不久，陶唐给发规部下达了规章制度“废改立”的命令，认为红星公司现在执行的制度过于陈旧了，很多已经不适合当前的形势。这件事当然落在了吕绮头上，具体承办的是企管科。六月底，企管科拿出了“废改立”的目录，吕绮亲自审阅并组织发规部内部进行了讨论。在没有反对意见的情况下，吕绮找机会向陶唐做了汇报，陶唐只扫了一眼吕绮递交的对比目录就放下了，向吕绮提了个问题：你拿出这张清单的依据在哪里？
这个问题问住了吕绮。使她立即意识到她可能低估这项工作了。面对陶唐的诘问，吕绮只好如实汇报了“废改立”清单出台的过程。陶唐于是讥笑道，“如果我说你们拿出的制度修订一定是废纸一张，你一定不服气。但结果一定是这样。你承不承认？”
那是陶唐第一次讥笑吕绮的工作。吕绮白净的脸庞立即红了，“你不要讽刺嘛，哪儿做的不好，你指出嘛”
“有个不太合适的传言叫做处长治国。意思是国家的重大方针政策出自部委的处长们，不知你听过没有……规章制度是企业的法，你却把最重要的工作交给了下面的同志。是这样吧？你在这项工作中起到的作用就是审查，没错吧？请问，你审查出了多少问题？”
吕绮的脸更红了。她确实